《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一）

吴砺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一）

  

   

    翻阅《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美）伊罗生（lsaacs，H．R．）著：邓伯宸译，-2 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这本书写于1975年，近四十年过去了，这本书读起来仍然让人耳目一新，我不得不悲哀感叹，我越是读书，越是觉得自己无知。

这本书使我重新认识宗教的特点，理解到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其实是很难说得清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作者指出族群的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近二百万年技术的进步并未使人类归一化。起源于十九世纪技术进步相信人类社会必须自然进步是对人类过于乐观了。人性依然不会随技术进步而快速变化。

人类本性需要找到一个群体的庇护，人类每个个体希望得到被关注被关心，这似乎只有在一个族群中才易获得，这或许人类总愿本能向一个族群靠拢。

这本书对人类的未来并不乐观，或者说有些悲观，因为二十世纪历史只能带给作者这样的印象。

或许世界仍会相当长时间处在混乱状态，问题在于人类已掌握了足以消灭自身存在的核力量，却对未来相当长时间如何使人类得更变理性一点十分茫然。

只是无论现在人类还有无数问题未解决，但就整体而言，现在地球上人类总体生活水平相对一个世纪前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取得了质的飞跃，虽然十九世纪那些理论家中理想人类社会仍没有出现，若未来人类没有动用核武器毁灭人类自己的话，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和人道水平总会缓慢进步，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二十世纪人类活动的教训或许是永远不要再幻想创造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种幻想带来的结果只会是人类生活倒退到暴政状态。承认我们人类永远是善与恶共同体，我们就不会为野心家们美妙的谎言所迷惑，从而在现实世界中逐步改善人类平均的生存状态。

“稍可告慰的，应该正是作者在序中所说，我们现在至少能比过去更好地了解到：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P003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群氓之族》这本书可谓洞烛先机，早己看到了这股力量历久不衰的重要性；同时，这又是一本文采斐然的大作，旁征博引，巨笔如椽，而这种得天独厚、与时俱进的能力，却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深思，正彰显出作者的与众不同。他一人身历两种生涯，先是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后来又成为卓越的作家、学者，二者相得益彰。P005

因族群认同而造成的冲突，曾为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自1945 到 1967 年，已经导致750万人死亡，而且迄今未止------作者对此举证历历，绝不感情用事。同时，对于人类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去部族化”(detribalized)，并共冶于一炉而趋于同质化，作者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认为，纵使能够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人们都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族群意识，其实仍然在向民族感情借壳，为自己建立新的姆庇之家，从而引起更残酷的冲突。除了实事求是使他必然导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他不同意埃里克松的想法也是部分原因。埃里克松认为，人只要能够解决自己的个人认同问题，就可以不再需要群体认同的保护。但是，令作者印象更深刻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亦即，只有通过族群认同的感情投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个人认同。

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各以不同的方式承诺，能够早日终结族群与种族问题。对于这种大言不惭的乐观想法，作者同样不屑一顾。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族群动乱只是阶级冲突的一个函数，消灭资产阶级的目标一旦达成，族群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自由主义同样假设经济的不平等才是族群紧张的根源，只要达成更大的平等，种族与族群的紧张就会得到平息。但是，作者所看到的却更为根本，因此，问题绝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消失。在作者的认知里面，在政治上，由于权力关系的无常，在谁上谁下的斗争中，动员支持者最有效的基本法门仍然有赖族群认同这块基石。

除了有关人类未来的问题，对当今某些最棘手的问題，《群氓之族》也提供了了解之道。此书问世10 年之后，作者的分析似比过去更加得到验证，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个国家以及其他的地方，决策者始终未能在意他所传达的讯息。举例来说，美国的领袖们依然昧于伊斯兰基本教义的精神，而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虽然力图解决锡克族的问题，结果却适得其反。族群认同的力量，使决策者处理起来困难重重，这只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而已，至于未来，问题还会更多，殆无疑义。读者将不难发现，今天许多政治问题的症结，将可以在随后的篇章中真相大白，同时也将表明，许多我们的作为，明知其为“非理性”，事实上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P009

“我的探索，让我有机会在旧的土地上走过新的道路，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景象，用不同的音阶去听旧的声音，为一些老问题找一些新的答案。谈起我们的身体、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民族，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可言，除非正如我现在所做的，我们尝试去了解它们是如何凑到一块，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纠缠缠地扭成一团，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一路走来，可以说饱尝艰辛，也不知跌倒过多少回。但对我来说，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希望对于别人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尽管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尽相同。再怎么说，“族群”一词今天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字眼，看过本书，至少可以比以前多了解一点它的概念。或许读者也会像我一样体会到，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P015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但是，族群的各个洞穴之间，今天却是声光联机的。人类登陆月球的现场画面，通过电视的荧光，打在各个姆庇之家的墙上，呈现在10亿人的眼前。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无从逃逸于天地之间，彼此间不相往来的族群虽然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互动却越来越频繁；对于自己的存在与抗争，每个族群都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以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对于自己的生存与活命，每个族群都争相抓住世界的眼睛与耳朵，企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来，当今人类社会裂解与再裂解的过程，不仅在每天的新闻里面历历如绘，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复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南非、南棉兰老岛( 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吕宋或南新泽西，北爱尔兰、阿拉斯加或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比利时、比夫拉(Biafra)或苏格兰，以色列、威尔士或苏丹、乌干达，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面岛屿，1960 年独立）或马来西亚，圭亚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语国家）或基辅，还是克里夫兰、孟买、贝尔法斯特。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的都是斗争与冲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册，甚至犹有过之。拜现代进步科技所赐，族群之间的屠杀不发生则已，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速度与范围也都史无前例。清单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互相屠杀；在尼日利亚、刚果、乍得、苏丹，部落之间内战不已；在阿萨姆(Assam)的东北部，印度人杀那加人(Nagas)：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杀华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东部一小国)，图西人(Tutsis)杀胡图人(Hutus)；在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与北爱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互杀；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在伊拉克，则是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Papuans)对抗印度尼西亚人；在中东，有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anganas)与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宾，有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说是罄竹难书。1945 到 1967 年之间，这类“种族或文化的杀戮”，------数算下来，“重大的”共有34次，小规模的多达数百次，死亡人数估计有748万。

到了1974 年，据保守估计，死亡总数确定已经超过1000万人。1970 年，美国与南越军队攻入高棉，高棉人杀害数十万越南人。1967 到 1970 年，比夫拉内战，将近200万人死亡。1971 年，在孟加拉国内战中，浅肤色的伊斯兰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与帕坦人(Pathans) –均为巴基斯坦人——杀害近50万深肤色的伊斯兰族群东孟加拉人。1972到 1973 年，估计有10多万胡图人在布隆迪遭到杀害。1973到 1974 年，在乌干达，阿明(Amin)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族人的政权，有9万人据称遭到枉死。撇开公然为之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屠杀不论，因种族或文化冲突而不时发生的炸弹事件、暴动或其他暴力事件，为数同样惊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图中，族群之间的紧张与拉锯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多到难以计数。因为，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各大洲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这种权力与族群关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来说，是全球性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大的组合曾经试图以一个优势族群或族群整合进行控制，把分裂的各个族群维系成一个整体，但这些权力体系却都先后式微。这些体系曾经运用本身的向心力，营造出某种程度的秩序，使内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滥，而所谓的向心力，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戏规则融入信仰与行为的神话与迷思一一一亦即文化与种族优秀或低劣的主张——将之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都视为当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维持其运转。这种体系运转一段时间后，为统治者及其从较低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制造了经济上的特权，有时候甚至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其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记录显示，这类体系各有不同长度的寿命，没落可能费时极久，崩溃可能拖延漫长，但一律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在外在或内部的压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权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战，引发战争、失序与革命，权力体系随之瓦解。这一类的例子，本质各异，如奥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与罗曼洛夫(Romanov)等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中欧、东欧、西亚，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时间长达500 余年；又如一些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建立的帝国，曾经控制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有的为期不到 1个世纪，有的则长达300 年。P025

种种情势引发了新的问题，也提高了新问题的层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讨，并要求我们重探以前匆忙走过的来路，重探过去我们以为是阳关大道的旧途。由于空间那样辽阔，样貌那样繁多，其间不免物换星移，地球上，与人类每个族群有关的空间已经有所变动，人类看自己或看别人，光线、角度、阴影与映像也都不复从前或正在改变。所有的姿势与风格都已经有别于旧态，也或多或少地改头换面。由于旧权力体系崩溃，新的体系又脆弱不稳，所有的族群关系都陷人动荡不安，于是乎，新的巨大的困扰乃在我们周遭升起。为此，我们牢牢抓住过去某个比较安全的残迹，寻找那些不知为什么会在某个地方丢失的东西，一头栽回到部落的洞穴，栽回到姆庇之家。重回可以满足某些需求的环境，退回再度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高墙后面，这种冲动如此强烈，在他们的心里，仿佛真有那样一个地方，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在那儿，只要能与同类相聚相守，就能够在肉体上与精神上重拾某种程度的安全。

正因为如此，在安排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我们正在把自己再度割裂，把自己再度部落化，而且动作之快，超过我们追求更有人性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人类应该何去何从，可以何去何从，现在还没有答案。因为，实在很难描绘一个超级巴尔干化( super-Balkanized)的世界如何能够解决这个地球上最迫在眉睫的任何问题；除非有某个更大的新整合出现，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后核子时代的一片安静可能是一种方式，到那个时候，什么都解决了。或是回到过去，亦即出现一个新的集权体制，用武力去贯彻与维持整合；反正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总之，相当可能的是，目前这种大分裂的发作或许会引导新的多元主义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能够让人在新的环境中满足以前的需求。

如果我们还有任何机会朝这个方向行动，依我看，就得先问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人类大部分共同的需求都只能在他们最褊狭的族群中得到 充分满足，在其他更广阔的——不用说什么如同手足般的——政治体系或团体中就难以甚至无法满足？ 200多年来，西方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相信，凭着科学的进步、知识的增长、对自然的控制，理性将获胜，而人类早期所有的落伍都会一去不回。所谓落伍，包括各种迷信——其中包括许多宗教——以及那些阻碍人类精神扩充并使人类存在无法更人性化的部落格局。科学进步了，知识增长了，自然受到了控制，但是，理性并未胜利，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未消失。这就好像奥斯卡·哈默斯泰因(OscarHarnmerstein)‘的逞罗国王(King of Siam)所说的，是“一个谜”。最糟的是，当前的再部落化显示，连幻想都已经破灭。从最好的一面来看。目前各种事物所呈现的乱象，无非是出于人类各个族群的要求，亦即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该享有受人尊重以及自我尊重的地位。问题是，而且这一直都是个问题，除了我们随时随地都要维持非常态的恐怖平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使族群之间互相尊重。

为了更明白我们的艰难处境，对于基本群体认同(basicgroup identity)的核心本质与功能，有必要做一个新的审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P056

人类当前的态势，摆明了大家都生活在各自的姆庇之家里面，部落主义已经在生存的条件中根深蒂固，并且从覆于其上的任何东西里面不断吸取养分，有如群树之根穿岩夺路，沿山直上数里。正因为如此，尽管有各种天下一家的梦想，人类却只能梦想天堂，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在上帝面前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大家都不再是人类；要不就只能梦想强权体系，在其中，各个部落的差异都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部落之下，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沦为奴隶。

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层次应该可以更高，将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视为一种退化的功能。的确，继保罗·麦克林(PaulMcClean)，的“分裂生理学”(schizophysiology)之后，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又主张，人类的理性行为与情绪行为之所以出现落差，科技成就与社会或人际关系之所以不成比例，全是肇因于演化上的“失误”，亦即在去今50万年左右，使人类进化到今天模样的新皮质(neocortex) –人类独有的“思想皮层”(thinking cap)形成之后，在物种发生过程中，大脑内原来属于爬虫类或低等哺乳类的成分仍然残留。由于这两个部分一直未经整合，所有困扰我们的矛盾乃随之而生。正因为这样，人类明知自己必死，却拒绝接受死的观念，把这个世界弄得魅影幢幢，又是鬼又是巫的，一堆虚灵幻魂，崇而敬之。再加上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处是既迅且猛的敌人，人类长期以来特别依赖长辈与族人的保护，以致部落的团结成为力量的来源，“自我对部落、民族尤其是信仰体系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也油然而生”。P059

对我而言，这就触到问题的核心了：漂泊不定、无岸可依的人，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安稳可靠的位子”好让他们有所归属，如今正如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所说的，满怀“难以言喻的虔敬”，身不由己地四处寻觅“原乡情感”(primordial affinities)。

在检视群体研究与理论的过程中，席尔斯提出这样的描述，虽然并未详细说明，他却十分看重初级连带与其他连带之间的区别，并认为，他与帕森斯在初级团体与集体（ collectivities）方面的研究，若能将这些区别纳入现实的考量，将会大有助益。继席尔斯之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tz)考察后殖民时代政治局势的演变，提出了更详细的说明。他说，这种原乡的依附感与认同感构成了社会得以存在的“先天条件”，他确信“这种人亲土亲的联系随时可以接续起来，源自于呱呱落地就具备的先天性，可以延伸进入信仰某种宗教、说某种语言，甚至只是一种方言，以及遵行某种社会规范的社群……也正是从这种连带，直接输入无数绝对性的东西”，形成一种有别于阶级、政党、企业、工会、行业的组合，之所以有别，因为后者所形成的群体不会成为“民族的候选群体”(candidates for nationhood)。对于“民族的候选群体”，格尔茨提出了几个简单的条件：某种血缘关系、种族、语言、地域与风俗。

吴砺

201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