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五）

吴砺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五）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日本可能都是世界上最货真价实的“民族”，而且是少数几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日本的人民，身体上与文化上的同构型都达到极高的程度，纵使把至今依然存在“部落民”这一少数阶级的事实也算进去，对其高同构型的本质并不构成妨害。此外，日本长期以来拥有界线清楚的岛屿领土，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神话、传说、文学与艺术，其中虽然部分源自邻近的中国，但早已整合成自身特有的资产。所有这些都为日本人的自觉与自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为他们打下深厚稳固的基础。直到晚近，他们才对自己产生某种不确定感，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许多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的事。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并不长久，约一个世纪多一点。这一段历史正是日本全力模仿欧美的国家权力模式，企图赶上这些现代国家的对手；也正是这个nation的概念，使日本的新旧文化在过去100 年中碰头，成为他们新的关注。

明治的转型始于1868 年左右，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政权，另一方面，它也搬出古老的神话，继续为这个新国家的新目标服务。有计划、有系统地取得西方工业与军事技术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在新的军事领导下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下自组织严密的社会，上至高高在上的天皇，整个权威体系把国家凝结成为一体；历史悠久的王朝，天皇神话的世系，充分动员起来为统治者营造无上的神秘。不过数十年，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军事强权。旧有的信念与新生的动力打造了一个效能俱足的政经体制，把既听话又有活力的民族整个动员起来。‘不到 50 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军事成绩单。但是，在政治上，日本企图领导亚洲民族主义对抗西方列强的野心却失败了。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们的努力与活力；之所以失败，则必须归咎于他们的幻想。以军事力量来说，光是资源不足就使它绝非美国的对手，冲突一旦爆发，日本有失败一途。另一方面，  日本的侵略激发了大部分亚洲国家迟来的政治革命，而这些国家不仅未与日本携手，反而纷纷起来反抗，直到它垮台为止。

1945 年的战败，象征明治时代所建立的国家从此垮台。在美国占领之下，各个阶层的日本人民都默默等待着，想要找到能够重新把他们凝结成一个族群的力量。战前的一代，希望保留自己熟悉的体制。战时的一代，却因为信心与权威的瓦解完全瘫痪，对于自己过去深信不疑的东西居然就此崩溃，感到无所适从。战后的新生代则惶惶然寻找新的共识，以他们自己的信念与忠诚取代国家。战后数十年，日本变迁的过程中，国家的概念成为一个焦点；过去的那个国家，就此放弃还是回去？改变还是重建？总之，要找些新的东西进来，至少找些不—+样的东西，把战败所产生的那片巨大空白填补起来。

战后日本的激进青年，拼命寻找超国家的东西去填补这片空白，投入国际反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但都发现自己只是在与虎谋皮。国际反战主义的象征与热情，只是国际共产主义操控的玩物；更糟的是，在那个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自身却因各自的民族主义四分五裂，乃至迫使日本共产主义回头去寻找自己的“日本主义”，一个新的“民族共产主义”。如此一来，又导致日本左派分裂——支持俄罗斯还是倒向中国——而无论哪一边，又都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恐惧与不安。有极少数极端的激进分子转而投入国际恐怖主义，结果却变成无人理会的孤鸟。

拜美援、朝鲜战争以及1950 到 1960 年代的冷战之赐，战后的那片空白有了着落；表现亮丽的经济重建与20 年内名列世界前茅的生产与贸易，使日本重新白灰烬中站了起来。一切仿佛是在一夕之间完成。日本军国主义未能完成的，日本的产业界做到了，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强国。1960 年代的重大成功，迅速地在各个层面以不同的方式重建日本的民族意识，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禁忌的“民族利益”——让人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又逐渐成为公共话题，国旗与国歌再度成为民族的象征，数百万人再度涌入神道寺庙，日本对亚太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也被自我合理化。‘即使没有这种恢复往日光荣的想法，基于自己的新角色与新的国际动态，日本的领导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是1971 年美国突然与中国恢复接触，导致世界权力斗争局面丕变之后。很明显的，不论日本的领导人准备好了没有，愿意或不愿意，能或不能，他们都必须着手去确认并呵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亦即过去把日本带上国际权力斗争舞台的那个“民族利益”。

但是，某些令人痛苦的老毛病马上再犯。一个世代之前日本“军国动物”的历史，一些日本的“经济动物”又开始在东南亚重演。战时“东亚共荣圈”的幽灵重现。只考虑自己的短期利益，丝毫不顾当地人民的需要与感受，使日本人的形象大坏。另外一个老缺点的重现更令日本人感到不安。1973 到1974 年阿拉伯石油国家所造成的世界能源危机，仿佛当头棒喝，提醒日本，一切还是和往昔一样，  日本自己的国家资源极端有限，日本仍然要从世界其他地方取得资源才能生存、成长、壮大。去而复返的国家认同问题再度困扰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反复思考、忧心忡忡，几乎到了痛苦的地步，而日本的政经领导人则满腹忧心地盘算着，在一个既不稳定又充满危机的世界，日本究竟何去何从；尽管如此，国家重建之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铆足了劲走下去，唯一让日本人感到苦恼的是。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同样是国家的定位与方向都不确定，但是，“什么是日本人”的问题却完全不同于“什么是犹太人”这个问题。其间的差异，因素当然很多，但基本上还是每个族群在认同上对民族的重要性、对国家的内涵，认知到什么程度。日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身体的同构型高、领土完整，以及长时期共存于一个海岛上，很像是一幅框裱工工整整的画，包装——当然包装得漂漂亮亮——在日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中。包装里面的内容，或许永远搞不清楚，但谁都不会弄错它的来源。P314

“什么是犹太人”的问题则完全相反，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要把一堆各式各样的身体与文化特征从四面八方兜拢过来，汇到一块。‘这样的族群认同包装，松松散散，根本不成个形状，至于内容，或许碰巧知道一些，但从外观上不容易确认它是什么东西。

犹太人的族群认同里面，历史、宗教与民族混成一团，这些四分五裂的东西如何能够生出这种结果，想要归纳一个公式来加以说明，一定难如登天。尤其困难的是，根本不知该如何着手，因为对于所谓的结果，从来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个题目不写则已，一写就没完没了，而这里面有些谜题，至今连答案都没有。在以色列，“什么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仍然是犹太人生存的核心，犹太民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至于在世界其他地方，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同时是别个国家的公民。一个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到底是因为犹太母亲所生、信仰的是一部由“神的律法”所指定的经典，还是因为他在一个以这部经典为中心的“民族”或“国家”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既不一致也不明确。所有这些间题，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在犹太人生存的各种变体之中。在这里，并不是要解答这些问题，而是做一个简短的回顾，看看“民族”在犹太族群认同的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P315

构成族群认同的软件——不同的肤色与其他身体特征、名字与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民族，我们都一一检视过了。这次所做的巡礼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因为不同于艺术家、文学家和一般的老百姓，社会学者过去对这个议题顶多止于民族的层次，而且往往视之为人类事务的偶然因素。之所以如此，肇因他们受限于时代的观念以及各自的民族文化，对于人类的差异、进步与落后、优势与弱势、有权与无权，全都视之为当然。另外有些人则认为，眼前的这些差异虽然无可避免，但终将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消除，或者在强势族群的善意控制下走向文明的平等。

而最天真的想法可能是，这类因差异而造成的冲突，其实都是起源于迷信与无知，终将因进步的知识与启蒙而趋于改善，又或认为，这一切都是阶级与经济剥削在作祟，终将因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新秩序一无差等与无阶级——而打破。对社会主义来说，要改变人类的命运，“阶级”既是系铃人也是解铃人。传统的体制全都是反动的——“封建的”——中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只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已。看到社会主义把人类美好的未来建立在国际工人的团结上，部落的神衹一定满怀希望，却不知道那一切仍然是立基于“民族”与“族群”的差异上。

因此，如果我们够谦卑的话，就应该从人类长久以来的实际状况着眼，而不是像那些精英学者与斗士，一厢情愿地诉诸理想主义，以为人类的部落分裂可以到此为止。除非完全根绝，族群的差异永大远远无法消除，关于这一点，任何新的、更伟大的人类秩序其实都无能为力。何况有人还认为，这并不是坏事，索尔仁尼琴岂不说过，这种多元乃是人类的资产，过去的遗产是强化生命、艺术与美并提升人类精神的主要资源。现代工业社会所制造的荒芜与单调，正有待于这种多元来遏阻。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宁愿相信，只要人类能够去部落化，用一套更普世化的价值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必然可以产生一个更美好的生存环境。然而，在人类的生存经验中，这显然又太过渺茫了。另一方面，就算一切血统皆美，部落歧见与矛盾就此消失，部落之间的敌对与性命交搏也因此不再，但是，就像铜板永远都有两面，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即使族群全力奉献于人类精神的加强，它本身的独特性所能贡献的，恐怕还是在于人类生存的残酷面，而且在这方面，它所能产生的力量更胜于其他因素。长期观察基本群体认同的本质与功能，将不难发现，人我之分的情结根本就是与生俱来。族群意识不仅区别人我，而且切割人我。它为人我之别的感情因素提供价值基础，并在与别人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相当程度的冷酷与暴力。在族群的特许或强制下，伴随着权力的支配——亦即谁支配谁，以及如何支配一敌对意识也就表露无遗。族群之间，只要在关联与血缘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避免，而暴力的程度则视彼此的政治关系与利益互动而定，从漠不关心到剥削、轻视、压榨甚至屠杀，不一而足。从人类当前的情况来看，看不出有哪个民族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尤其是他们从被宰制的一群翻身，轮到自己掌权当家的时候。唯一的“新”问题是，面对当前这种“新”情势，该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策去处理。如果我们希望发挥族群独特性的正面功能，我们就必须永远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它那种负面的毁灭性力量。

因此，最根本的议题仍然是：人类可以活得更人性一点，果真如此的话，如何才能办得到？这个问题，答案容或很多，但长久以来却都相信，人类的族群终将基于“理性”与“信念”发现“人类一体”，并以此共组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是，此一信念即使还没有死掉，大概也只存在于某种宗教的版本里面，而且前途不明。至于在俗世或政治的版本里面，不论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传统或是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传统，这个信念几乎已经奄奄一息。但问题还是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既然差异难免，人类难道只能像以前那样互相残杀地共处下去？这个问题问到了底，终究还是权力的问题，是族群之间相对有权或无权的问题。如果说，所有的族群都要求，在社会中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如何才能满足这个要求？什么样的新政治，什么样的新制度，什么样的新多元主义，才能满足这个需求？

当然，只有从相对的意义来说，这个问题才成其为“新”。直到目前，人类以社会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子与臣民、帝国与殖民地等等为基础的权力檬式-女体上来说尸，绎“解答”过这个问题。只不过这些用）J剑所产生出来的体制，最后总免不了相同的下场，不是四分五裂就是分崩离析，然后又由新的统治族群用某种新的设计，重新安排旧的世界。这种过程与复制一再重演，其结果就是今天的离心动荡；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与前殖民世界，这种例子可说不胜枚举。有些支配体系则从正面着力，设法满足广大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并采取现代的运作手法，产生了新的模式，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即属此例，只不过还没有人敢预言其为有效或是脆弱而已。另外一种更确定的方法，则是在尖端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的实验室里进行，未来或许可以把人类的族群认同与行为要素凑合在一起，不再是一团混乱地混在人类的存在里面，而是整整齐齐地放进试管里面。另外，某些大权在握的人，手中的黑皮箱则能够将部分甚至全体人类予以摧毁；要不了多久，  日新月异的科技可能就会把同质化人类的方法交到按按钮的人手上，到时候，人类因互不相同而产生的许多问题还真可以“解决”不少。当然，核子战争更可以让所有的问题一了百了。这种世界末日之说或许言之无益，也可能言之过早，但对我而言，至少可以这样说，在创造一个更容忍的社会方面，人类尚未建立一套新的体系之前，似乎已经在建立一套彻底控制或毁灭的机制了。

仍有选择的机会。目前可以说是一个混乱而混沌的过渡时期。所有旧的位阶已经打倒，或者至少是四分五裂，大可予以重新组合。在人类的各种集合中，无论归属感的认同或自尊心的满足，被剥削者多少已经分配到了一些较好的保障。选择还是有的，方向也是敞开的，新的结果尚待发现。人类彼此都能满意的生活形态，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实现。面对各种背道而驰的事实，似乎一切都无力回天，但还是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人类的事务，可能还是值得一赌，对的事情仍有可能发生，纵使——十分可能是出于错的理由。P357

吴砺

201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