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上）

吴砺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上）

   

翻阅《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日］小岛 毅著  何晓毅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说来渐愧，对于中国历史书，我没有完整地系统地读过，除了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写的薄薄的两本《中国人史纲》。我一直没有读正规历史书的分析能力和耐心。通读《史记》《资治通鉴》这样历史书对我是太枯燥了，更不用说通读《二十四史》，那是完全没有能力读进去的。我的中国历史知识多是从一些零星的历史人物故事和事件介绍文章或电视中获得的。

         两周前，我在上海福州路折价书店买了一套《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十一本（英文版已出版了十六本，还有两本分册未出版），一套日本人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中译本。

        相对剑桥十一本厚砖头式的读本，日本人写的每本约400页的十卷本就显得小巧薄得多。我本能地先读这样的读本，而读这样历史丛书我又首先选择读宋朝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了解并不深或只受到文革偏激观点教育影响，对宋朝印象多是很糟。

客观上讲，历史书也容易给后人产生错觉。三百一十六年的宋朝历史浓缩在一本薄薄的历史书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历史的伤疤，如同我们看一个陌生人的简介，多是只看他（她）一张正面照。若这个人被火烧伤过面部或经历过残酷的战斗，我们看到的照片可能是满脸刀疤或火烧结疤一张丑陋的女人或男人的脸，我们第一印象或许极差。

若我们仅凭这张照片产生的第一印象判断这个人，我们的结论或许完全是错误的。或许这个人脱去衣服后展现的裸体美得让我们魂不附体；或许我们与他（她）长期相处后才知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或是极有魅力和品德高尚的人。显然这个人的家人和同事对他（她）的认识和理解与我们这些陌生人仅凭一张正面照相片获得的是绝然不同的印象。

宋朝或许就是这样的朝代，一个被我们这一代人误解的朝代。粗略地看，宋朝活得窝窝囊囊，总是被打；制造了岳飞冤案；士大夫之间的党争将朝廷弄得鸡犬不宁，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她伟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决不是她的全部。

宋朝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因为她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你会发现国外的中国史专家多会不自觉地拜倒在宋朝绚烂的光辉下‧‧‧‧‧‧

这本书作者对澶渊之盟称为人类的伟大智慧的范例，这颠覆了我们被灌输过的相反观点。

这本书论述高宗岳飞秦桧之间的悲剧故事，也与我们通常说法相差较大。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孔孟之道这个说法源于宋朝。

这本书间接地说宋朝的兵弱是宋朝老百姓的幸福。

这本书说宋朝文化产生了后世的宗族文化。

这本书说日本是宋代历史文化的继承者，这一结论可能会让我们中国读者跌破眼镜。

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书常可看到充满激情优美的文字。这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历史书所缺少的。

前不久看到一个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卜正民采访录。他主编了一套《哈佛中国史》，并参与了《剑桥中国史》的写作。

他谈到他90 年代初对一个中国历史学朱维铮抱怨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困惑时，朱维铮对他说：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知道房子中有那些东西，可我们弄不清我们这个房子在什么位置，你可以帮我们定位。

这是＂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一个经典案例。

我不清楚外国专家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本领。历史如一组山峦，不同角度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只能从一角度看到山峦的一个形象，如果别人告诉我另一个角度山的形象，我们很愿分享。我们不能说他看到的山峦形象比我们看到山峦形象更真实，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看到的山峦更真实，况且历史这组山峦只是古人为我们提供的十分有限资料的信息构成。

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永远藏在逝去的时光的迷雾中。

“本书内容涉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艺术史等纷纭丰富的议题，体现着日本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中坚力量对于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在思想史家小岛毅教授的笔下，“朱子学”成为本书的关键语汇，甚至是“叙述的中心”。作者将宋代以来的儒学称为“新兴儒教”，但并不泛泛地将“教”归人“宗教”范畴之中，而是在“思想”与“宗教”的交汇面上予以讨论，这样就有了书名将二者并列的表述方式。赵宋一朝的历史，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有着非常开阔的思考天地，显然可能有多种写法；本书作者选取其中影响突出的方面，主要自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观察问题，叙述的主脉和着意落墨处，都在这里。

说到思想文化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意义早被学术界敏锐洞悉。如果我们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去观察，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序列中特有的重要位置。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造极”地位。整体上看，宋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周边与内部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中国古代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宋代在重重压力下立国，是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的时代。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再造就，是这一时代惹眼的境界与亮色；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经济。植根现实的道德伦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则构成为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续过程中酝酿发酵。就宋朝自身而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就宋代文化的影响而言，其空间辐射面远远超越其统治区域，其长久效应也远远超越十一至十三世纪这三百年。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文化的新潮流”渗入民众的日常惯习，以至于今人还会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

认识宋代的历史，要将视野充分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辽宋夏金乃至东亚的背景中寻求更为通达的观照，是值得致力的方向。Pv

接到本书稿约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几天后，重访久违的波土顿美术馆时，我再次与宋代陶瓷展品面对面。定州窑、汝州窑、吉州窑、建州窑等烧制的每一件瓷器，无疑都经过无数坎坷的命运，现在静静地陈列在地球背面的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它们就是小杉一雄在《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的源流》（南云堂，1986 年）一书中高度评价的“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我这样说恐怕没有人有异议”的绝品。它们摒弃一切装饰，彻底追求形状本身匀整美的造型手法，以及直逼天然玉石色调的人工釉料所反射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令人忘记隔断自己与器物之间的玻璃以及玻璃所反射的影响视线的室内照明。我比过去更长久地伫立在展品前，静静地凝视着它们。

但是，小杉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普遍真理。因为可能有人有“异议”。证据是美术馆内参观者摩肩接踵，但是到这个展室的人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人进来，却可能是被琳琅满目的中国陶瓷（从朴素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到极尽华美之能事的清朝作坊制品）给吓倒，匆忙退出。

哈佛大学有一位跟我一样做访问学者的从中国来的宋代思想史专家，我们熟悉后，有一。次我对他说宋代陶瓷之美，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连他都表示不能苟同（正确地说他的回答是“不懂”）。确实如此，波士顿美术馆专门设有唐三彩和元代以后景德镇瓷器展室，但是却把这些宋朝的逸品，作为中国陶瓷史普通的一页，与四千年前的生活陶器以及二百年前的粗俗制品同列展示。

对于宋代陶瓷的崇敬和热爱，难道仅仅就是小杉和我这种出于特殊文化背景的人所特有的感情吗？这种感情用“日本人”来概括是很危险的（证据是众多日本旅行者同样是穿堂而过）。但是至少可以说，对于融人一般称之为日本文化密码内的，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叫作“被身体化的嗜好”的那种共有的部分，宋代陶瓷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亲近的存在。比如说如果要在所有展品中选一件最好的茶具，那么我肯定就是在宋代陶瓷中选择。日本的“恬静、古雅( WABISABI)”，不可能从唐三彩中产生。当然，喝茶这个行为本身，在中国也是宋代才开始流传并形成习惯的。P010

造纸、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后二者（抛开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不提）对中国自身来说到底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我是持怀疑的态度的。但是造纸毫无疑问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发明。造纸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是创造出书籍被众多读者个人收藏，必要时随时可以拿出来阅读或参照这个读书环境的，还是印刷技术的发明。这也是印刷技术与上述三个发明并称“四大发明”的理由所在。印刷技术发明应是在唐代或者更早的隋代，但是开始非营利目的印刷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籍以及商业出版一般书籍，却是宋代。最澄（767-822，804年渡唐）、空海（774-835，804 年渡唐）当年想带回经典的抄本，可是奝然却只需收受或者购买印刷物即可。P012

人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是离不开食盐的。与日本四面环海，盐田很多，海产物丰富，食盐摄取基本不成问题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食盐作为一种特殊产地的产物，要搬运到各地。所以历代王朝都通过征收盐税，增加国库收入。而完善这个制度的则是宋朝。P046

与盐的生产成本相比，国家加的税率非常高，所以走私盐挣黑钱的势彆力从未绝灭。与现代社会走私麻药、武器一样，走私盐的地下势力也都是组成团伙的武装组织。或者说，只能是这样的组织才有能力走私盐。黄巢、朱全忠，还有蜀国的王建、吴越的钱镠等，其实都是从这种组织起家的。P046

赵匡胤即位后，定国号为“宋”。因为他在做殿前都点检的同时，还是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驻屯地为春秋时代宋国故地。按说他用自己家系的“赵”也没有问题，却选用了“宋”，可能跟宋是殷朝遗民之国有一定关系。他父亲的名字就叫“弘殷（弘扬殷）”。毋庸赘言，殷朝为周朝以前的王朝。从李存勖开始的“模仿从前的伟大王朝”战术，到此登峰造极，已经上溯到殷朝了。不过在此多说一句，为了避讳“弘殷”，宋朝一直把殷称作“商”。P048

一、不伤害后周皇室和政府高官。

二、不烧杀掠夺开封。

宋太祖在陈桥接受军队拥立时，向军队提出了以上两个条件，让将士们答应遵守。

这些蛮行，几十年来每次政变都会上演一番。宋太祖的要求，表明了他与过去山西军阀的权力争夺的诀别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决心。

事实上他们严格遵守了这两个条件。首先，宋太祖封后周最后的皇帝为郑王，并保护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一的柴进，就是作为后周皇室的子孙设定的。后周的文官们基本上都继续在宋朝当官。连禅让的诏书草案都是翰林学士提前准备好的，由此可见，太祖势力私下早已把文官们掌握在手。以后，以文人官僚为中心治理国家，成为宋朝的国策。关于这点，我们后边将详细论述。以前，不仅攻陷城池作战时，即便是九年前郭威和平禅让的时候，开封也被禁军大肆掠夺过一番。即位者允许禁军掠夺，是对禁军支持自己的一种奖赏。因此，每次政变一般市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威胁。相对于提高禁军的士气，宋太祖更重视收揽民心。从这里也能看出宋太祖实行文治的意志。P052

太宗实行的制度改革中还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制定了路官制度。他把全国分成十几个路，分设安抚司（负责兵民之政）、转运司（负责财政）、常平司（救济）等，称其长官为“使”。

这个制度把以前由藩镇掌握的权力分散，分别直属中央政府，并且一般三年任期，然后调任他地。结果使得官僚们搞不成独立王国。而且，“路”并非“州”的上级，州也直属中央管辖，“知州事”官名就含有中央政府官职的意思，名义上是被临时派到地方替代皇帝管理地方的，实质上是跟汉代的太守相同的一个地方官。实际上当时人把知事常常雅称为“太守”。统治地方的官僚在制度上属于中央官僚，这在各个层面对这些官僚的意识都产生了影响。甚至中央宰相有时被派到重要地方任知州都不含左迁之意，这对朝廷统治渗透到地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P061

宋朝派曹利用为使者到契丹阵地议和。这次交涉的焦点是议和条约中宋朝每年应该向契丹提供多少财物。无论如何想回避战争的真宗对曹利用说：

“只要能议和，一百万都行。”

但是寇准叫住刚出门的曹利用吓唬道：

“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

算寇准没白吓唬，曹利用还真交涉成三十万。曹利用回朝复命，真宗急切地让宦官间到底是多少。曹利用知道事情重大，要直接给皇上回答，就对宦官只举了三个手指。没想到这笨宦官进去就给真宗上奏道：“举了三个手指，应该是三百万吧。”

真宗大叫：“太贵了！”

在外边等候接见的曹利用只听到真宗喊叫，所以吓得浑身发抖，满头冷汗，进去就给真宗磕头：

“臣下无能，吃下大亏。”

“到底是多少？”

“三十万。”

曹利用跪在地上，浑身哆嗦。他当然没想到真宗听到他的回答喜出望外。不用说，曹利用得到了巨额奖赏。

于是，契丹撤兵，两军合计几十万人的武力冲突被和平解决。两国指挥者具有通过交涉解决武力冲突的智慧和撤兵回朝的勇气。如果用儒教或者佛教思想润色—下来表现的话就是，他们都具有不忍心因战争使一般民众受苦的仁爱、慈悲之心。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一千年过去了，人类不但没有变得聪明，反而更显愚蠢。这次议和意味着石重贵撕毁石敬瑭缔结的盟约以后，契丹与华北政权持续五十余年交战状态的终结。议和条约双方互称“大契丹国”和“大宋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两国皇帝互称兄弟。宋朝每年向契丹赠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偿经济援助。用这么一点财物换来和平，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被称作澶渊之盟的这个议和条约，直到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被撕毁为止，双方遵守7—一百二十年。盟约缔结时按罗马的历法已经过了年，严格地说澶渊之盟应该是公元 1005 年的事件。但是，与西历的对照一般是“阴历某年相当于西历哪年”，只有以年为单位比较才有意义，所以本书还是把此事件定在公元1004 年。

这次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寇准。如果真宗到南方避难，那么宋朝会比实际早一百二十年失去华北，而且即使开战宋朝胜利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既回避了战争，还保全了国土，这需要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每年的无偿经济援助，防止了契丹对宋朝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援助其实并不是“无偿”。

吴砺

20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