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一）

吴砺

                                                                        《中国简史》（一）

        翻阅《中国简史》／（法）格鲁塞著；吴青山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6

      翻看这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著名汉学家勒内·格鲁塞写的《中国简史》348页中译本前，我心中充满着期待。在中国最灰暗的年代，作为史学家的外国人会怎样看中国过去的历史？他会不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这一代中国读者全新的视角看中国？

      有半个月没读新书，我有一种冬天牛栏中吃了几个月枯草的牛对春天草地上青草的渴望般地想读书。我不由悲哀地发现，现在想读的书太多，真正读完的书又太少，而且越读越觉得自己知识浅薄到自己难以接受地步。这像一个极端好色的偏僻乡下的人终于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游，才发现世界上美人实在太多，不但不可能与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亲热，就连与她们搭讪一句的可能性都全无。

        翻完这本书后，我一口气做了六十多页的摘要，只恨自己记忆力太差，否则真应当把这本书很多段落背下来。

        这本书文笔如山中涌出的泉水一样清澈透明。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中国历史中的人物，尤其对中国的地理环境、艺术、宗教、哲学的变化发展脉络疏理得极为明晰。很少人有这样的叙述和表达能力。

一个伟大的学者研究他国的历史和文化，如同一个高度敏感的极富有才情的诗人到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旅行，他写出的游记往往会写出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发现不到的或忽略了的美。

这是我热爱读这些西方伟大的学者们写的中国书籍的原因之一。

“勒内· 格鲁塞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国汉学和东方学界的泰斗。1885 年 9月5日，格鲁塞出生于法国加尔省的奥拜，父亲是一位大学教师。1903 年，年仅18岁的格鲁塞就获得了史学学士学位。1912 年，他在美术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22 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史》( Histoire de 1＇Asie)，戴密微教授称这部著作使得“整个亚洲的历史首次被一名真正的史学家高屋建瓴触及了”。第二年，他又出版了东方学巨著《东方哲学史》(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在学术研究上，格鲁塞用功极勤。戴密微教授说他“肯下苦工去仔细钻研专家们的著作，除去那些蒙在令人烦恼的著作、文章、札记、部分译本之上的封尘，而找到了专家们可以利用的基本前景”。在这样的功底支撑下，格鲁塞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蒙古帝国》（L'empoemongol）、《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 Attila, Gengis-Khan, Tamerlan）、《成吉思汗传》（ Le conquerant du monde: viede Gengis-Khan）等著作，均被公认为世界名著。格鲁塞晚年，把研究的视角转向近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和论文。P’2

“许多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冲积平原，孕育出亚洲的文明。这些地方天然形成的肥沃土壤，激发了当地人的农业天赋。西亚巴比伦是这样的，东亚中国“中原”地区也是如此。

幅员辽阔的中原地区，北到北京、南抵淮河、西至洛阳的通衢大道、东达山东的崇山峻岭，面积超过32万平方千米，比英国和爱尔兰的国土面积之和都要大。正如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那么中国的中原地区则是黄河水系的厚赐。在相对晚近的地质时期里，中原地区曾是一片海湾，今天山西省境内的绝岩峭壁，被来自大海的波浪不断地冲击着，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这是地质学家的观点。黄河，从远古时期起，就从远方的西部黄土高原滚滚而下，河水携带着数量巨大的泥沙顺势而下，把它们堆积到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随着泥土沉积物的不断累积，大海被泥沙阻挡，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时光流转，岁月飞逝，黄河的河床不断被泥沙抬高，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为了防止水患的侵袭，不得不筑高黄河的堤坝。于是，黄河下游河堤远远高出平原之上，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况之中。

中原地区的西部，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片片黄土梯田，它的面积超过26万平方千米，孕育出人类文明的黄河就发源于此。这里全部被广袤无垠的黄土层覆盖着，其土质与阿尔萨斯黄土相似。历经数千年的大风吹扬，堆积起细腻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它们构成了此处的整体地貌。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被切割成一层层的梯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而它的土壤像中原地区一样肥沃。这里曾经是小米和小麦的王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片辽阔而肥沃的地域———从北京到开封，从开封到南京。西北丘陵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层在这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原土质最肥沃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小米与水稻的种植相互结合。黄土梯田适合小米，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更适合水稻的种植。

中华文明伴随农业的发展在这一地域兴起，换句话说，它是与小米种植和稍后的水稻种植携手并进的产物。P003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惯于在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荒垦地，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征服的地方能够采用一套精耕细作的制度，这种耕作制度在今天仍然可见。有人这样说过，“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中原地区的冲积平原，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中国人对森林没有什么好感，无论他们在哪里发现森林，当成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之后，便开始有系统地开山伐树，这种行为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去考虑怎么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而是任由它们荒芜地躺在那里。有了西北梯田和东北广阔平原的滋育，他们不愿意选择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地，就这样世世代代养育和塑造着中国人。P005

中国人最初的宇宙观，特别是把事物“一分为二”的原始“分类法”（至今，这种分类法还在无一例外地在支配着中国所有的哲学体系），它的形成很可能就是因为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远古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闭门不出的冬季，此时女性的工作很突出，这是纺织者的季节；另一个是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性来做。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事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阴对应阴暗、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阳对应光明、炎热、膨胀和男性。这两种分类，与它们所效仿的季节阶段类似：相互对立又相互轮換。它们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说是统辖它们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秩序。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道”，它构成中国一切哲学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

中国人的原始宗教，讲求的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始终如一地和谐，如后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是由位于大熊座的“皇天”——也称“上帝”-——控制的，人间的秩序则由天子来保证。因此，中国皇帝“受命于天”，并称为“天子”。P007

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壁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与青铜器一样，璧和琮可能也是天子在祈求土地丰饶时献给上天的祭品。P013

有一种情况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如果与任何其他伟大，人类社会的历史相比较，那么，中国的历史与加拿大或美国的历史相比便可见分别。中国和美洲的历史从基本和实质的利害关系角度看，都不是政治上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广袤无边的蛮荒之地的征服。在征服的过程中，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族群。P014

这次反叛，是边境居民及西部高原地区的粗野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宫廷和中原富足农耕者的胜利。周人登上了王座，他们以足够的智 慧在地处高原的渭河流域统治近300 年的时问。他们在这里可以俯瞰中原，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成了他们所认为的力量的源泉。公元前 11世纪及公元前10世纪，周朝的艺术作品以较前一时期更为粗糙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最近，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对此做出了明白无误的鉴定。这些青铜器带有线条的韵律，几何图案简朴、略显笨重。如果这些迹象可以成为依据，那么可以认为，最初周代统治者的物质文明似乎标志着某种回归———，从商代那些绚丽奢华的艺术创造中向简朴粗拙回归。P017

在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中，这种效忠君主、平等对敌的武士精神，对用兵诚实的尊重，以及受“礼教”影响而表现得高贵谦恭的礼仪，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儒家的部分教义就源自这里。P021

中国的哲学与希腊和印度的哲学相类，代表着人类思想史的最初模样。

中国的哲学思考很可能来自因四季交替而形成的非常古老的自然观念，对季节规律的观察塑造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其主要表现为把客体分为两个普通类别的分类方法。这两个类别即为阴和阳，它们代表了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依此类推，还有天地，缩胀，男女。这两个法则既互相对立、互相交错，又互相依赖，互相转换，解释了宇宙万物和整个生命的过程。在这两个对立的法则之上，又增加了第三个法则，即它们的不可分离、互相依赖和无穷演进的法则。P022

我们推想苏格拉底的形象，不得不依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留下的肖像（尽管有时他们存在分歧），而推想孔子的形象更加棘手。现今拥有的他的格言和对话，完全是经由一个修订本才留传下来的，而这个修订本，却是在他去世之后完成的。然而在这个文本中，还是浮现出了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人物轮廓，展现出了孔子敏锐的感知力，以及从容自然的巧妙应答，那些惯于歌功颂德的赞美者们绝不能编造出这样的文字。

孔子的思想脉络，以我们能够了解的范围而言，似乎意图并不在改革上。孔子与守旧派颇有渊源，他的教义似乎是对古代传统的评注。你会再一次发现他的思想合乎礼教对天的敬畏，即对宇宙秩序的敬畏。在孔子的思想里，阴和阳的古典理念，以及更高的“道”的观念，通常意味着治国的正道，也称为古道。而对于道教徒们而言，这个概念则可以被他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与儒家的所有圣哲贤人一样，孔子也宣扬孝道，提倡对亡魂的虔敬，也就是祖先崇拜。虽然孔子恪守传统礼道，但他的一些逸闻趣事也表现出，他没有让自己完全被礼仪俗套所束缚。他给予最高评价的东西，是意图的纯洁心灵的诚实。孔子的学说从本质上讲是属于行为学说，他的教义带有一种积极的道德意味。“看来，正是作为良心的监督者，让他赢得了声望”。

儒学的核心概念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仁”，它一方面意味着对他人应有仁爱之感，另一方面暗示自己身上应有人性的高贵之感。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尊敬，也是对拥有这一理想所包含的宽厚、忠诚和仁爱美德的他人的尊敬。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仁表现为持续不断的克己，这是一种对礼仪的尊重，是一种合乎礼仪的优雅，这种优雅是内心优雅的一种外在显示。在这样的优雅中，可以看到某种谦恭。在骑土理想的支配下，正是这种谦恭在欧洲的贵族阶级中激发出了封建时期的礼节。

儒学与苏格拉底的教义一样，首先也重在教人认识自己，以便不断地完善自我。正如苏格拉底正式放弃了爱奥尼亚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虽然无论从哪方面讲孔子也绝不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同样拒绝探索命运的奥秘。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思想核心是认为个人道德等同于公民及社会道德。他的目标在于“仁政”。正如所有的中国哲学体系的核心，这种仁政要依靠君王的美德与上天秩序之间的和谐而得到保证。“君主的道德力量，以及他从天命中所得到的超自然的影响力，决定了他的百姓是为善还是为恶”。人们看重这些格言，把孔子尊奉为典型的圣人和文人学士中的至高权威。

如果把儒学的精神浓缩为一句话，那应该就是：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秩序。P025

从这种有神论中墨子提炼出极严格的道德律令，墨子把孔子的利他主义演变成了兼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同样强烈谴责了诸侯之间的战争。“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这句格言可以概括墨子的思想。

道教从原始的巫术实践中保留了一些控制呼吸的练习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套真正的“呼吸体操”方法，以便让新人教的人达到迷狂和飘飘然的状态。在古代中国这些方法很常见，在印度的瑜伽修行者中也能找到这些方法。这些自我暗示的方法，以神秘的实践形式出现，令人感到高深莫测，像印度的瑜伽一样，是为了“让灵魂去清空一切，只留下它最纯的本真”。道教教徒达到一种持久的迷狂状态，“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美状态，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状态”。

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使自己加入到宇宙的力量中去，道教徒必须压制和摒弃自己的逻辑推理，“吐尔聪明”。庄子说，要“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社会和文明只是纯粹的习俗，就像卢梭所说，人如果想要回到自然的人的状态，只有去除自身文明的东西。这就是长生的秘诀，也是道教所遵循的原则：不要为了自己追求生存而违背自然规律，只要顺应自然，便可以长久生存。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这种相对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普遍可逆性，令一种超然姿态产生，这种姿态平静安详地接受了人类生活中所有的兴衰枯荣。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说：“啊，世界！你带给我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庄子同样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他对这“道”喊道：“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道教的最后一课就是漠不关心。P031

现实世界的景象总是令这些思想家们深感失望，然而法家学派却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在诸侯争战不休的世纪里，法家尝试建立起一种不同以往的治国学说，它不依赖于道德的自律。它依从人的本性，也正视人的所有恶行，法家创立了在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仁政学说。即使是在庸君的统治下，法律也可以通过使用赏罚“二柄”来确保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乐。政治是一门技术，判断法律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其理论的道德属性，而是其实践功效。依此而言，法律应该以力量为后援：“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因为战国时期诸侯的野心和无情，所有法家的现实主义学说并不能满足暴君和冒险家们的要求。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 288 年）是儒家学派的一位道德家。在杨朱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墨子彻底的自我牺牲之间，他提出了一种中庸学说，并对法家的苛刻表示强烈反对。他的理论思想，与更现实正义理论相平衡，我们从中又看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的影子。

孟子特别注重教育对人的开化作用，“五谷者种之美者卜  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己矣”。这种中庸的思想当时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战国时期的暴君和好战者们根本不会接受孟子的这种现实主义思想。所以直到后来的汉朝，这种思想才获得了主导地位。P033

随着中国的初次统一，“皇帝”的称谓首次被创立。在之后的从公元前 221 年至1912 年间，这个称谓被沿用了2133年之久。

完成领土的统一任务后，秦始皇便开始致力于政治、社会甚至思想统-的工作，这项工作同样成为他的不朽业绩的重要部分。“中国的恺撒”秦始皇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征服者，还是一位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天才管理者。他在整个中国推行了秦国先人们创立的军事和民事中央集权制，他的君主独裁制结束了似乎那种天然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使最为顽固的地方分权制被成功瓦解。他的将军们希望他能创立一个新的封建贵族阶级。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整个国家划分成了36个郡，并分别派遣一位文职官员、一位军事官员和一位监督官员去管理。丞相李斯进行了一次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改革———统一了全国的书写文字标准。因为当时各地区明显的方言差距影响着人们的相互交流，而统一的书写语言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成为了唯一可以使全国人民都能理解的交流工具，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广州。另外，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他在其中还提及了驰道体系的创立。驰道宽为“五十步”。两侧栽种树木，为了防御洪水，还要修建堤防。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在李斯的强烈建议下开始销毁传统典籍，尤其是儒家的著作，历代文人学士由此对他充满怨恨。这时的文人们依然非常依恋传统的封建礼仪，他们不经意间就成了秦始皇废黜的那套传统封建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于是，秦始皇开始“禁书”，以消灭那些暗中反对新制度的人。不过，这种措施的实施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厉，因为不管怎样，人们还是有机会保存下了很多典籍。秦始皇能在20 年的时间里，利用他的专制独裁，在那个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创立了一套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竟持续了2100 年之久，这不得不说是秦始皇的一个辉煌成绩，其辉煌程度足以与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比肩，而且他的成功维持的时间要更久。总之，他就是一个天才，一个注定要改变人类的天才。P040

吴砺

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