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五）

吴砺

                《中国简史》（五）

“上面我们所讲到的几位山水画家，虽然在画风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属于杭州都城里皇家画院的儒仕派。像梁楷和牧谿这样的画家，则与儒仕派不同，他们的画风由于受到佛教的启示，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画派。他们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非常深，常在西湖周边以及杭州附近的山坡的寺院里画画。尽管梁楷也深受宁宗皇帝的宠爱，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皇家画院，住进了一座禅寺中。他有一幅杰出的画作被日本人酒井收藏着，画作的内容是“释迦牟尼正在去菩提树的路上”。在画中，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被描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样子，拄着拐杖，站在一条湍急的河边冥思，他的周围是怪崖嶙峋的山峦。他那张多毛而又近乎野蛮的面孔展现出了思考和冥想的强大力量。这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如同一场大风掠过峡谷一样，将那不同寻常的衣服吹起褶皱，从而看上去显得十分生动。与其相对应的是，那些骨节嶙峋的树枝，像怪物一样扭曲地攀爬在这位苦行僧的脚下。酒井还藏有梁楷的另一幅画，可以说这幅画是由空白所组成的：背景是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上面有三根光秃秃的、毫无生机的树干；左边有一块高地被白雪所覆盖，很快地消失在视线之中；另一边的山峦被积雪全部覆盖，在背景中几乎看不见，之间的空处则弥漫着雾气。实际上，这幅画的风景所要表现的思想是禅定冥思，是人与天地宇宙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牧谿是杭州城边六通寺里的一位佛僧，他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天才画家。他的作品中总是展现一些神灵或怪物，这些形象来自于宗教里的神或者神话中的动物。他是一位极富幻想力的画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有一幅藏在大德寺中的画，所表现的是一条力量超凡的龙：一条传说中的龙，隐现在雷雨云的光影交辉之中，它的面孔是焦点：恐怖地张着的大嘴，长长的触须和恐怖的龙角似乎会动，大眼睛闪闪发光，放射出闪电般的目光；在这条神兽的脸上，所有未知世界的恐怖与威胁都一股脑地展现了出来。牧谿的作品，似乎展现了前孔子时期的古老神话。这些神话，曾在大约公元前 12世纪的商代青铜器上展现过。

牧谿在表现佛教理念时，其才华更加出众，其作品也更加卓越。在他的作品中，所绘制的龙展现出一种狂野的近乎凶残的力量，他这样画是为了增强禅宗神秘程度。在岩崎收藏的一幅他的画作中，他绘制了一位忘我的苦行僧。这幅画同样也是为了表现禅宗的神秘而作。画中苦行僧安静地坐在一个山脊上，在他身上绕着一条凶恶的大毒蛇，毒蛇的头部刚好落在他的膝盖上，纹丝不动。这位苦行僧对此毫无惧色，全神贯注地低头看着这条大毒蛇。看上去，这幅奇异的画面似乎与山腰的一个裂缝中升起的云雾有关。在大德寺也收藏了一幅牧谿的观音像，这幅画虽然在灵感上与之前的画作完全迥异，但在构成上却惊人地相似：一个苍白的幽灵，表情既温和又严峻，正坐在山脚下的一汪水边，陷人沉思当中。迷蒙的雾霭使得背景中的山峦变得模糊不清。“观音的长袍被描绘为长长的线条，带有柔和的曲线，让人联想起内在的和谐与绝对的平静，像水洗岩石的完美寂静一样。”在山水画家当中，牧谿的水平是超越了儒家的大师们。例如松平收藏的一幅他的卷轴，画中所描绘的是一些洞庭湖畔的小船正在返回渔村的途中：画面的很大篇幅都布满了水和雾气，再加上辽阔的空间感和距离感，使得那些小船几乎难以辨认；山峦逐渐地消失在雾气之中，四分之三的画面被浩瀚辽阔所占据。整幅画没有前景，也没有背景。村子也几乎完全消失在迷雾之中，画轴的底角是掩映的树丛。在如此广阔的空间里，人工作品总是被广袤的大自然所淹没。“无限的空间与寂静的和谐”，宋代的老一辈画师们，所要表现的正是浩渺的大自然的原本形态，他们极大限度地表现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阐释。

在这类作品中，中国的绘画艺术几乎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宋代与绘画艺术同样昌盛的陶瓷艺术吧。宋代的陶瓷艺术家，像宋代的画家选择水墨一样，也更加钟爱单色，最多再搭配一种颜色。之所以在宋代会出现这种潮流，是因为这两种艺术都迎合了爱好艺术的上流社会的品位。他们认为，适度的节制才是最高的奢华。宋瓷的美就在于它是无声的高贵、精致的暗影与微妙的和谐融为一体。因为它自身的原因，比其他任何时期的瓷器都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质地、色泽、声音和光彩既赏心悦目，又能满足微妙的触觉愉悦。关于这一点，在宋代前夕，大概是954 年至959 年之间颁布的一篇皇帝诏书中，曾对此提出过明确的要求，柴窑瓷器应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汝窑瓷器，因产地河南汝州而得名，在1200 年前出产的汝窑瓷器，大多是粉青或紫蓝釉色，这一事实很好地证明了以上描述的真实性。河北磁州是另外一个著名的陶瓷中心，它发起于唐代，直到宋代一直在生产瓷器。由于磁州窑瓷器通常以典雅的花卉为装饰，因此而久负盛名。这种装饰，通常是在米白色的背景上，点缀上褐色的花卉植物。因产地是河北定县而得名的定窑瓷器，大多使用象牙色、米色或灰黄色的釉，常以裂纹、花卉和金属镶边做装饰。有一位热心的收藏者，曾这样写道：“因为其材料和装饰的精美，因为其外形的优美典雅，这些器皿可以被认为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中最好的瓷器。”自从宋朝的都城从开封迁到杭州之后，定县的陶瓷工匠也向南撤到了江西景德镇，在那里继续从事瓷器的生产工作。经历了整个明代，直到清代，才再一次建立了皇家的官窑。“豫瓷”与汝窑瓷器存在着亲缘关系，它是一系列黑色或深栗色器皿，用类似于青铜器的金属光泽点缀。在开封时期，还出现了以微暗的橄榄绿色为特征的青瓷。

“北方青瓷”与朝鲜瓷器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欧洲发现的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北方青瓷”是由浙江的龙泉窑生产的，它们通常呈鲜艳明亮的碧玉色，从外表上一眼就能将它们与更早的瓷器品种区分开。由龙泉哥窑生产的裂纹瓷器，通常使用海绿色、灰绿色、蓝灰色或灰白色瓷釉，上面布满了极其精细的“蛛网纹”，通常很难将它与接下来讲到的这种裂纹瓷器区分开。这种瓷器产自开封的皇家官窑，其釉彩为蓝灰色或淡紫色，也有裂纹。1 127 年，大宋朝廷南迁后，宫窑也跟着迁到了杭州。但著名的“月光瓷”的制作工匠们似乎是留在了钧州附近，这种月光瓷釉彩通常为淡紫蓝色或紫红色，并装饰着“火焰痕”斑纹，通常在颜色上还有渐变。留在钧州的工匠们所生产的瓷器，后来被称为钧窑瓷器，并一直延续到元代。建窑瓷器生产于福建建安，其最为著名的是深栗色或红褐色釉彩的瓷碗，由于这种瓷器带有反光时更亮的斑纹，所以被称之为“兔毫”或“鹧鸪斑”。最后，还有几种瓷器，在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这些瓷器都被米歇尔。卡尔曼笼统地划为了“灰白瓷”一类，那些带有浅蓝色釉彩的瓷器，则一般称之为“影青瓷”。P236

印刷术的传播，必定会影响宋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四书五经”及其许多权威注疏被印刷在纸张上，智力工具的效用有了成倍的增长，这对人们的思想交流带来了想象不到的便利。印刷术在这个时代诞生再合适不过了。自唐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在竭力拟定一份古代思想的“资产负债表”，以便可以发现它的不足之处，从而为它追加一种权威性的哲学。显然，无论在道教和佛教信徒当中，还是在儒生们当中，这都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由此产生了新道教、新佛教和新儒教，他们之间的差距，比他们与他们自称所代表的那些古老学派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更加接近。这三种宗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就是一元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用只有一个本原的思想来解释宇宙和人。我们知道，公元 6世纪以来，佛教的禅宗和天台宗发现了“开悟”的原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无论是在人类灵魂的深处。还是在宇宙的中心，这个本原就是宇宙的本质。P240

朱熹为这种儒家新哲学赋予了最终的形式。这时，儒家新哲学所有的本质要点，都已得到过系统化的表述了。朱熹于1 130 年出生于福建，在他早年的生活中，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佛教观念的影响，但是他最终在1154 年左右抛弃了那些观念，重新回归了官方的儒学。1163 年，朱熹被宋宁宗征召进了杭州的朝廷，担任了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此后，他又先后在几个重要城市担任地方长官（1178-1196 年）。1196年，他因参与朝廷的党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1200 年，朱熹在隐居地死去。除了哲学著述外，他还编纂了一部《中国通史》，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删减版。至今为止，这部书仍然是同类著作中应用得最广泛的一部。朱熹的哲学著作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并且彻底超越了前人。因此，人们通常把他的整个学术体系称为“朱子学”。P244

朱熹的伦理学说，就源自于他的基本哲学体系。他的伦理体系，完全属于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他在这里所说的“理”，就是集体的自然法则，它是道德领域和物质领域运行的准则。朱熹认为，道德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应用，同自然法则在任何其他事物上的应用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必须遵守。P249

朱熹的体系规模宏大，是一次条理清晰的综合。它对许多更古老的学说所提供的大多数材料，进行了详细阐述。从远古时期的阴阳分类，到道家“宗师”们的御风而行，以及官方儒学的道德说教都有涉及，甚至还阐述了某些从未得到承认的印度思想来源的借用。他非常理性地对整个综合体系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思考，以至于当整个链条以一种极其科学严谨的步骤被逐步解开时，就像斯宾诺莎在使用赫伯特，斯宾塞的材料一样。实际上，这些材料的来源五花八门，只不过被朱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最后，这座思想的大厦看起来显得那样天衣无缝。

然而这座大厦反而更像一座思想的监狱，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只有历尽艰辛，才能从中逃脱。因为这个体系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不该无视它的危险性，更何况这些危险性还是非常严重的。它把所有思考封装在一个被类似于尼采哲学提出的“永恒回归”的远景所限定的机械进化论的封闭圈子里．阻塞了所有唯心论的出口。因此，朱熹阻碍了中国思想的奔腾而出，使10-12世纪的中国伟大哲学复兴运动过早地画上了句号。朱熹的学说，最终变成了一种官方的教条，阻碍了人们进行更深入思考的道路。它把整个官僚阶层放进了实利主义和例行公事中。因此，对13-20世纪之间中国哲学的僵化，朱熹学说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一切后果，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先是蒙古人的征服，接着是明代保守主义的出现——对同一结果的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P253

成吉思汗的个人品格与蒙古大军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反差。据可靠的资料证明，这位蒙古征服者似乎一直是位贤明的君主：他性格冷静稳健，极富自制力，并且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在公平和道德方面考虑周全。他是一个能够公正对待勇敢敌人的人，但他痛恨叛国者。不过，他并未完全脱离原始的野性，除了制造普遍的恐怖之外，他想不到任何其他更好的手段来控制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对他而言，就如对他所有的追随者一样，生命的价值是轻如鸿毛的。与其他生活在北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一样，他对定居民族的生活一无所知I——诸如城市生活、土地耕作之类的习惯。实际上，对于藏在他土生土长的大草原的地平线后面的所有事情，他也一无所知。尽管存在这种局限性（这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但他却是个天生的组织者，乐于听从文明人的忠告，并且由于智力超群，拥有接受文明的本性。P258

就在蒙金战争期间，杭州城的宋朝与蒙古人缔结了盟约。宋廷希望能够从中分到一份战利品。事实上，当蒙古击溃金国之后，窝阔台大汗就已经把河南南部的几个地区移交给了宋人。宋朝的统治者们本该为此而暗自庆幸，然而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抱怨自己从这次联合行动中获得的回报实在少得可怜。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蠢行为，他们为了得到河南的其他地区，与蒙古人展开了激烈角逐。结果，时间并没有多久，就在1236 年，蒙古就出动三路大军，进攻宋朝，扫荡了四川和湖北。P262

蒙哥汗去世后，他那位 43岁的弟弟忽必烈登上了汗位。忽必烈是成吉思汗所有孙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他像他伟大的祖父一样，既是一位出色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在拥有本民族的强壮特质的同时，他的身上还有着由于吸收华夏文明而带来的优秀品质。P264

临安城立即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度宗皇帝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不具备一位皇帝所应该拥有的才能。军事大权被他托付给了大臣贾似道，但此人并不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最擅长做的就是威胁恫吓将土们。后来，度宗去世，贾似道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于1274年辅佐一个4岁的孩子登上了皇位。正在贾似道在朝廷中争权夺势时，汉人在长江下游的地盘接二连三地失陷。虽然摄政王后来罢免了贾似道，但为时已晚，临安城已被团团围住。1276 年 2月底，守军开城投降。蒙古将军伯颜政占了临安城，并将年幼的皇帝送到了忽必烈那里。忽必烈对这个小俘虏倒是体现出了非一般的仁慈。他给了小皇帝大量金钱后，就像法兰克人对待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那些被废黜的王子们那样，将他送进了寺院，让他当起了和尚。这位大宋王朝的继承人最后在一座佛寺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时年 47岁。据马可，波罗记载，皇太后也受到了同样仁慈的待遇，忽必烈同样恭敬地将她送进了一座尼姑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自从成吉思汗时期以来，蒙古人的进步已经非常明显了。只通过短短两代的时间，这个半野蛮民族就成为了拥有传统文明的民族。P266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整个国家被全部落人外来侵略者之手。这个被中世纪早期时的无数入侵者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在忽必烈这里成功地实现了。他实现的不只是数代游牧民族持续了几百年的梦想，也是从吉尔吉斯大草原到满洲森林的每一个蒙古人的梦想。幸运的是，这场征服由成吉思汗开始，到忽必烈完成，这个征服过程的缓慢程度使得危险程度得以减轻。蒙古人为了征服中原，从1204 年成吉思汗开始入侵唐古特人的王国，到1279 年忽必烈的水军消灭宋朝最后的舰队，这些英勇善战的蒙古人前后共耗费了74 年的时间。当他们成功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时，中原人惊讶地发现，那些使他们全军覆没的人，并不是传说中的一群穿着野兽皮毛、只知道烧杀劫掠的野蛮的成吉思汗子孙，相反，这些蒙古人却是一群与自己几乎一样的人。

虽然忽必烈汗征服了中原大地，但实际上，他本人首先就早已被华夏文明所征服。这次征服的胜利，使他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诚为一个真正的“天子”，将蒙古人汉化。至此，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他终于成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的统治者。P268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忽必烈作为中原的皇帝，确是非常成功的。马可。波罗对他的种种赞美，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比如马可。波罗说他：“就臣民、土地和财富而言，他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如此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抚平多年战争留下的创伤，他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治国策略。在宋朝彻底崩溃后，这个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团队却没有随之垮台，而且在他的努力下，很多大臣都站在了支持他的一边。他不仅仅征服了土地，更征服了民心。忽必烈虽然不是征服整个中国的第一个人，但他却让这个国家归于平静，只此一点，他就有资格享有无上的荣耀。

经历了如此惨重的破坏和毁灭后，国家的处境异常艰难。我们从人口数量方面便可知一二。1125 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有2,088，225 户。按照通常的人口比率计算，相当于大约一亿人口。然而，到 1290 年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不到 13，196，206 户，大约只有5900万人。损失如此惨重，要想恢复这个国家的繁荣，当然要在各个方面付出艰巨的努力。P271

吴砺

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