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

吴砺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

翻阅《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上田 信著 高莹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十卷本日本人写的《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中明清部分。自从两年前我买了这套丛书，到现在为止，这是我读的第二本。

我向来对历史书有些畏惧，这次读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的标题：“海与帝国”。因为我前不久写了一篇厦门海边的游记，所以这一段时间，我想读一点与大海相关话题的书……

现在只有在强烈的目的性驱动下，我才能读进手边的平时看来很枯燥的书，包括各种散文集。老实说，即使是外国优秀的散文集，无缘无故地去读，我也很难读进去……所以那些平时对散文无兴趣的人，让他们看我们写的散文作品，真是很为难别人了……

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外国作者写得很平静，少了我们中国人写历史时那种不共戴天的与历史人物过不去或歌功颂德的情绪化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有局外人的平静，而且他们看的角度往往与我们中国人写的角度不同，关心的话题也不同，尤其他们常常从全球范围视野看中国，更易使我们中国人产生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顿见一片新天地新鲜感，你会感叹，还可以这样看中国历史啊！

看这本书，我第一次知道了明朝的王阳明学说的基本观点，王阳明断言“心即理”也就是“心中自有理在”……我隐约地觉得这与欧洲宗教革命的发起人路德的学说十分神似……路德学说无非是“上帝在我的心中”或者是“我心中有上帝”，无需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做“我”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一查两者的生平，王阳明（1472－1529），马丁·路德（1483－1546），两人真是同时代的人……

只是马丁·路德引出了西方国家思想的解放运动，而王阳明的心学好象只是不了了之……

作者认为元、明、清三朝代是中国历史上与宋的宋之前不同的中国……作者还认为“19世纪是中国人在全球化舞台上扩展生活范围，铺展社会、经济关系网络的一个世纪。”这与我们一直悲情的看十九世纪的中国完全不同的积极的视角……

这本书反复出现“妈祖”的故事与话题。这切中了中国人与海洋的关系……

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摘要：

“有传说称宋朝建隆元年( 960)，女神出生于岛上的一户林姓家庭，可预知未来，拯救了无数海难。她死后的一天夜里，漂浮在海面上的木头发出光芒，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妈祖在大家的梦中现身命令建馆。按照这个启示，建成第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称为妈祖庙，地点就是台湾花莲的妈祖所谕示的地方。

妈祖原本只是福建一个小地方那些靠海生活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地方神，是历代王朝把她捧到了海上女神的地位。

宣和五年( 1123)，宋朝向朝鲜高丽派出使节。使节船队在旧历五月的一天从东海港口定海起航出发，次年八月返回。据说这支船队曾遭遇海难，得亏妈祖显灵搭救。那么为什么会是妈祖呢？因为船队的船员大多是信仰妈祖的福建籍水手。所以当船队平安归来时，朝廷赐庙额“顺济”给妈祖，这是妈祖第一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因为受外来民族金朝的压迫，宋朝试图在海上寻找出路。为保乎安破例给妈祖以厚遇，接连赐“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等荣称，  绍兴四年( 1134)赐妈祖“灵惠妃”的称号。。从夫人升格为王妃，妈祖完成了从地方神到全国女神的转变。

宋朝之后，元朝为了把江南的物资运到首都大都也使用海路。所以大海依然掌握着元朝的命运。元朝也尊妈祖为特别的神，至元十八年( 1281)授其“护国明著天妃”之号（《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为至元十五年封号，应是误记）。获得天妃地位的妈祖，成为海上女神，可与天相匹敌，成为守护帝国之神。从宋朝到元朝，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都设置了祭祀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在本书所要考察的明朝时期，出现了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妈祖在明里暗里守护着船队，因而对妈祖的信仰也就扩展到船队所到的各个地方。

在清朝将台湾收入版图的过程中，妈祖因守护清朝舰船有功，康熙二十三年( 1684)从“天妃”再升一格被封为“天后”（只不过这次加封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真正公开）。这意味着妈祖从一位天之配偶神一跃而成为可与皇后相匹敌的最高地位的女神。

在海上行走的中国人祈求航海安全，信仰妈祖，在世界各地建造起大小不一的妈祖庙，据说共有四五千座之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亚洲各国自不必说，美国的三藩市等一些地方也有妈祖庙。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和升天日《九月九日），许多信徒从世界各地赶到湄洲烧香祈求平安。P010

奠定中华帝国基础的秦，是以周朝所封的国名而命名的。汉是创始人刘邦受楚王项羽所封的国名。直到宋朝，王朝的创始人都是以前朝赐予的爵位为国号。也就是说王朝的名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是中国的传统。

主动使用前朝所封的名号将会被看做是其统治继承了前朝，具有的正统性。这可以说是自古确立的一项政治约定。还须注意的是，王朝的名称来自周朝时候的国家、地区之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宋朝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超越周所固定下来的中华范围的意识。

而蒙古帝国的盟主忽必烈却不顾这一中国传统的束缚，自称“大元”。但元朝并非汉族政权而是蒙古族的政权，这样做或许应看做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元朝以后的明朝。朱元璋在元末混乱中崭露头角的时候曾一度采用白莲教教主赐的国号“吴”。按照中国的传统，国家应该称作“吴朝”，但朱元璋采用的国号却是自定的“大明”。接下来的“大清”也为自称。

明、清这两个名称入选的理由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它们并不是一些地名或者民族名称等固有名词，里面包含了抽象的理念。这一点与忽必烈选择的“元”相同。从王朝的名称来看，明清两朝已经不在从秦延续至宋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明清两朝是在蒙古帝国开创的新的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若用稍显挑衅的话来说，明清两朝就不是之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便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这一框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朝代。P014

明代的遗产和业绩多半来自皇帝的恣意妄为。在皇帝与高官中或许存在某一个理由需要启动国家工程。但是大多数百姓无法预测何时何地将会怎样被动员去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说他们过着不知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

在这一点上，清朝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统治较为安定的18世纪，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帝国的恣意妄为。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最大的契机应该是原则上取消了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赋役。也就是说，清朝时期向国家提供劳动的负担被编人土地税中。土地可以测量，因此土地税能够计算。百姓一方面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进行合理的安排。P017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P019

把中国的历史看做这样一种循环时，这个循环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一为交易体制安定期的“合”，然后逐渐开始动摇，待体制显现灭亡特征时为“散”，出现多个新体制可能性的时候，各体制带头人相互反目进行战争，此为“离”，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体制统一大局称作“集”。虽然这不过是对四个字“离合集散”的重新组合，但这也是拙著《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 年）首次提出的观点。用这一说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如果把中原（黄河中游）成立的周朝的鼎盛期称作“合”，该王朝受到周边民族为参与交易的压迫开始动摇，春秋时代即进人到“散”的阶段。战国时期，西秦、北赵、南楚勃兴，它们在各自吸收周围文化的同时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离”。最终秦始皇确立了新的交易体制，压倒其他势力后实现了“集”。从周到秦大约一千年的这个变迁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循环。

周的交易体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体制，周王在各地封诸侯，诸侯对周朝进贡。

维持这一体制的是“礼”这一文化约束。而在秦朝建立、汉武帝确立的交易体制中，来自直辖地各郡县的税收、官盐专卖这：一“集中一再分配”的模式成为国家的支柱。

第二个循环从后汉开始，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重新确立新的交易体制。在这个从公元 1世纪到 8世纪中期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确立了将耕地直接分配给统治领域中的百姓，实行租庸调的税收体制。对于统治领域以外的各国，举行册封仪式，承认其国王的统治权，并接受各个国家的朝贡，积极开展贸易。

第三个循环以唐朝安禄山叛乱后开始动荡为发端。经过了藩镇分立、五代十国的“散”阶段之后进入“离”时期，包括北面辽、金以及南面宋、南宋各自构建新的交易体制而相互对立。北宋与南宋积极向海上发展，交易的范围超过了以往。金朝等王朝加深了与中央欧亚的交易关系。

但是，这第三个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领域构建起交易体制，中国伊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编人进来。要理解这以后的中国史，以东亚作空间框架是不够的。本书使用大家并不熟悉的东欧亚这一词汇，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看待中国的历史。P026

唐代基本上没留下有关当时在东亚造船的线索。但是从遣唐使所经历的艰辛来看，抵抗外海激浪的构造应该还没得到发展。如果选对季节，环绕大陆与半岛的黄海 由于风平浪静应该能够安全地航行。但是与太平洋相连的东海，由于季风较强，所以只要乘风前进，船速就会提升，但是一旦变天，船只就只能任由波涛摆布，若被强烈的海潮冲走就再也难以返回陆地。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稍差的船只在东海上航行可以说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中国人没有可在东海、南海等海面安全航行的船只，所以对远洋航行并不积极。当时在海面上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波斯商人乘坐的单桅三角帆船( dhow)。这种船不使用钉子，就像是把木材缝合在一起一样，所以又叫缝合船，因其结构极具柔软性所以能够抵挡外海的汹涌波涛。单桅三角帆船跨过印度洋与南海来到中国。P036

元代海上交易繁荣以后，中式帆船发展成适应东欧亚各地海洋的形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适应东海的福船和在南海上航行的广船。P037

我们看惯了现在中国地图，时常会认定中国本来的样子就是把欧亚大陆东部统一在一个政权里面。但其实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华北政权和经济上日益发展的华中政权在保持政治上平衡的同时并存，这种统治形式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若不稳定，那么这一体系绝对不会在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延续到元朝接收临安（现在的杭州），时间长达272 年。P041

中国因《南京条约》而被迫开港，18世纪后半叶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被当做交易商品的苦力。

这些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爪哇、夏威夷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等处劳动，‘在旧金山、纽约、温哥华等地定居，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的居住区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从事各种小生意、饭店等营生的中国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在欧美人轰轰烈烈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华裔们已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创造出环球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中国的渡海人，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信仰并祈求庇护的神就是脸上带着温和、慈爱笑容的妈祖。诞生于福建小岛地区的妈祖信仰就这样经过东亚舞台、欧亚舞台、环球舞台传播到世界各地。P049

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欧亚的人们造就了怎样的历史？本章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方针作一介绍。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因此本书中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比如说朱元璋，本书不用他死后被封的太祖庙号，也不用按照统治时代的年号洪武帝表示，而坚持采用朱元璋来记载。

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所谓历史不是the world的历史，而是无数个人的worlds互相共鸣、互相较量，这是历史所必须写出的内容。P050

徽州不是产盐地，当可以用白银收购盐的时候，从徽州走出来的商人却能够确立起新兴盐商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可以通过黄崇德的传记有所了解。原因有二：一是徽州自宋代以来成为文化的中心，家塾等文化设施也完备，住在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掌握较高的学识。在这种环境中学到的举止、教养在与官员交流时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

二是拥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所以商业能够发展起来。由于徽州商人在继承了宋代儒学的社会风气中形成自身的人格，所以具备了商人所不可欠缺的职业伦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重视信用的风气吸引别人来委托资本，使得扩大经营成为可能。

黄崇德从父亲那里学到陆九渊（象山）之学，走上商业道路。值得关注的是在宋朝儒学中成为黄崇德人生转折契机的，不是同为徽州人的朱熹的朱子学，而是与其对抗的陆九渊的思想。

朱子学重视沉思默想来修得儒学伦理，而陆九渊的思想与之不同，认为伦理自在心中，观察心的变化就能够得到真理。这种思想孕育出这样一种意识：没有时间做学问的人，只要有心，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中也能够成为儒学所要求的真正的人。

这一意识支撑起商人的伦理。16世纪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创造出阳明学。这一思想能够被商人等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此。

P186

吴砺

2018．3.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