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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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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6 15: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三)


“成为劳工出去的人大多走过了残酷的一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签下合同,约定用日后在海外的劳资偿还借下的出国费用。还有不少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旅费。去往东南亚的劳工都是在公司工作。正如本书第八章已经叙述过的,18世纪成立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让工人也存储财产的组织。不过鸦片进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苏梅岛( Phangka)和稍迟一些在马来的怡保(Ipoh)等地的锡矿山中劳作的工人被强制在热带环境中进行残酷的劳作。一天劳作后他们往往浑身疼痛难以人眠。而且这个移民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男性世界,不可能拖家带口。还有一些热带独有的风土。在这种身心的疼痛干扰下,据称对瘴气也有奇效的就是鸦片。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沾染上鸦片。公司的头家向工人们贩卖鸦片,若没钱付账就赊账。就这样工人们身负债务,没法从工地逃走而只有继续工作下去。

东南亚的华人居民分为两极:一部分人靠着鸦片而致富,一部分人在工地劳作到死。之后成为富人代表的是土生华人社会( Peranakan),他们出生于东南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妇女,会说英语且精通中国的习惯。通过母亲及妻子,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了连接点,在英国商人与接受中国工人的公司之间,驱动公司生产的物产,负责招揽从中国来的工人,还向各地提供鸦片。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并且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P448

18世纪海运业的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建成了从江南到北京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此后经历明清两代,江南的粮食故意避开帝国难以控制的海运而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进行。

漕运不单单是运输线路的问题。将大运河定位为国家物流的基于,就需要国家负起责任来去管理维持大运河所必需的华中、华北所有的水系。这就要动用国库大兴土木以维持水利体系。在大运河流过的地方,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经济与社会都依靠大运河。

不过,18世纪末,在参与漕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秘密结社罗教逐渐渗透其中,逐渐带有反清倾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所以运河河道荒废,大运河的维持逐渐变得困难。而海运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人信赖,海域世界消灭后国家统制也成为可能。嘉庆年间,在皇帝周围开始正式讨论由漕运转向海运的事情。

道光四年( 1824)黄河泛滥。大运河陷入机能麻痹。次年即道光五年清朝正式决定通过海运运输江南的粮食。在上海设置了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置海运局、在大沽设置海运外局,委托过去从事海上运输的商人开展海运。从事海运的船舶除了在黄海上运输大豆的沙船,还动员了航行于台湾和福建之间的福建船等。此外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处,还出现了吸取各个海域船只特长的三不像船。

海运事业在参与大运河的政府官员及大运河流经地方官员的反对下,曾于道光四年和五年两次遭到中止。不过大运河的运输在鸦片战争带来的混乱之下,没有再恢复到 18世纪的状况,海运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运河工人都失业了。支撑大运河的水系整饬也日渐疏忽,导致水灾频发。

咸丰五年( 1855),黄河决堤。河水涌人大清河,往东流人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这就是黄河南流时代的终结。支撑大运河的水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运河的维系便不可能,漕运最终转为海路运输。P457

在开港口岸中最为繁荣的是上海。虽然有一些通史记载开港前的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但这是不对的。18世纪作为江南外港繁荣昌盛的浏河港,在18世纪末时黄沙堆满港湾,最终连沙船也难以进港。继承了浏河港功能的就是上海。清朝于19世纪初期放弃了对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只能在浏河港停靠的政策。结果造成进行大豆及大豆粕买卖的商人们几乎全都转移到上海,海港中心天后宫也转移到上海。

1844 年最早进入上海的欧美商人是以鸦片商人而闻名的宝顺洋行( Dent& Co.)。随后怡和洋行也建立起商馆。在外国人从民间租借土地这一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态中,时常会发生混乱。

1845 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了租界。商人租借土地时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馆共同出面划定界限,并且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中租借房屋居住。这一租界日后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上海成长为东亚的贸易中心。P461

在海与帝国的这种框架中,我们看过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从《密切尔报告书》中可以了解中国各地的产业通过大海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停滞不前。清朝的框架在20世纪以前没有崩溃。不过在这一外壳之下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变化完成蛻皮。

不限于帝国框架的中国人关系网越过大海从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至江南、福建。并且影响到东南亚热带形成的华人移居地。通过这一关系网,各种各样的商品与白银和劳动者循环流动。这种波涛波及全球。P464

首先,我尝试把台湾港口信奉妈祖的经过放在海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定位。如果从海的角度对从明代到清代这五百年进行时代划分,可以分成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张土诚脱离元朝为契机,东欧亚的海洋开始独立于大陆。海域世界形成。

第二阶段,从14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明朝为维持政权的独立,人为地创造出朝贡体制,禁止个体商人自由买卖。由此出现了被称作倭寇的武装海商开始活动。

第三阶段,1570 年海禁解除以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日本与东南亚的交易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创造了可能性。即郑芝龙、郑成功政权。

第四阶段,始于郑氏政权瓦解、迁界令被取消的1680 年代。海域世界的独立活动不复再现,海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中国清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

第五阶段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船只往来于东欧亚海面,东欧亚的海域逐渐占据环球一角。P466

通常被称作明清的帝国,不论哪一朝都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这一历史空间中诞生的政权。宋代以前的帝国是存在于古代周时期所形成的东亚这一空间中的“中华帝国”,而元、明、清三代王朝。借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词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帝国”。在这,点上,明朝是与中东的帖木儿帝国、清朝是与北欧亚诞生的沙俄帝国并存的政权。

明朝曾试图否定继承蒙古帝国。如明太祖朱元璋尝试弃用支撑蒙古帝国经济的白银来运营自己创建的帝国,并发明了在户制基础上的实物经济,对外抑制自由贸易,开展朝贡体制。

但是观其体制的由来,其实是在元朝实施制度的模本上进行的改革。以“户”为基础掌握人民的户籍制度、以盐专卖作为财政根本的开中法,或者是统治帝国周边居住的他民族的土司制度,这些制度的原型都是在元朝时候形成的。

丽江是元朝到明朝被任作土司的木氏建造起来的城市。不设城墙的自然街道建筑风格,据导游解说是因为“木”字四周围上墙就变成了“困”字,大不吉利而来。暂且不论这一语道破天机的解说是否正确,不过丽江的景观是在明朝土司的统治下形成的的确是历史事实。

清朝试图肯定其继承帝国遗产。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地方政权通过他的儿子皇太极发展成“大清”帝国。其契机就是获得了元朝传下来的玉玺。清朝的皇帝不仅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满族的领袖、游牧民族的大汗、藏佛的大施主,集四种角色于一身。

作为欧亚政权诞生的清朝,—方面有效地利用市场体系,同时开展银、铜并存的财政政策,成功地使国内地方之间的交易变得昌盛起来。对外根据互市体系,允许中国商人在日本、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这造就了18世纪被称作“盛世”时代的到来。

清朝将西藏也纳入势力范围,使得出入西藏高原的贸易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土司的统治以雍正时期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而宣告结束。但是丽江却作为兴盛起来的贸易要塞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沿着贸易之路云南西北部藏族生活的地区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P470

如果花莲的神像上附着妈祖的神灵,那么在跟随郑和下西洋阅遍东海、南海和印度洋无数海港的妈祖眼中,丽江又是怎样一种风光?听了随行信徒们的话以后,当我再次仰视供放在机场长椅上的妈祖面容时,明清五百年的历史在我脑海中如闪电般浮现,映现出妈祖围绕欧亚海陆的旅程。P470

现在这篇文章是在沈阳写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块土地上写下这些东西。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是1625 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把后金首都迁移过来的地方。 1634 年皇太极又把这里改称为盛京。第二,这里是1931 918日揭开十五年日中战争序幕的地方。

本书追溯了明清两个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 19世纪中期之间五百年的历史。近些年,日本的史学界通过伊朗等地的材料,对蒙古帝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或者是欧洲史料中所看到的破坏者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通过伊朗等地的资料勾勒出来的是其引导欧亚大陆整体贸易繁荣、作为开创者的形象。我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试图从“大海”这个舞台揭示出自蒙古帝国以来东欧亚历史的展开。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这两个王朝的历史性本质不同于宋代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果从西往东列举,拥有与之相同本质的王朝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明朝虽然从蒙古继承了许多遗产,但表面上依然装扮成传统中华帝国的模样,但是清朝已经表现出其作为世界帝国的基因( DNA)

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沈阳故宫的中枢,它们的格局分配与传统的中国宫殿迥然不同。正八角形的大政殿,其形状会让人联想到蒙古包。其前面的十王亭如实地表现了后金和清政权在入关以前作为八旗联合体的特点。站在皇太极和皇后的正寝宫清宁宫,现在依然会生出一种错觉,好似耳边还在回荡着属于通古斯族系的满族所信奉的萨满太鼓的声音。清朝从这块土地上兴起,并统—了全中国。虽然它在学习儒教的原理,但它的文化却来源于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两种,既皈依从蒙古族继承而来的藏传佛教,又在统治新疆的过程中保护伊斯兰,是一个具有超强包容力的王朝。

与明、清的世界帝国相对的是海域亚洲世界。蒙古帝国垮台后,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易活动。可以说大陆亚洲世界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海域亚洲世界与之划清界限开始单独行动;二是出现了日本这一势力开始登上东欧亚的舞台。

读过明代的史料以后,会清楚地知道当时日本被看做是行动无法预测的危险因素。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问,战祸终于以“朝鲜战争”的形式爆发。清朝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采取不直接保持关系的政策。因而避免了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到 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P479

世界体系

这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参考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与从马克思主义派生出的从属理论而构建起来的历史观(《近代世界》名岩波书店;(近代世界)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非洲、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试图解答为何自己的国家不发展这一问题的奋斗中,逐渐产生了以下想法:我们并不是落后?我们虽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被开发,但开发的程度越深,就越强烈地依赖处于经济中枢地位的欧美(这被称为“低开发”)。这就是从属理论。该理论试图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单一的社会体系,运用国际舡、中心、周边这些分析概念试图去理解整个世界的构造。

从属理论受世人瞩目的时候,中国研究专家曾对我说:“从属理论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却没有给出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该如何克服低开发的答案。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遭受磨难,这难道不是努力使自己的经济脱离于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吗?”

这一质问同样适用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写这本书时最大的问题意识就在于这一点,本书把欧亚大陆中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上溯蒙古帝国,同时认为明朝是一个试图脱离世界体系的时代。本书在第十章所做的尝试是去发现被“低开发”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体性飞跃条件的形成过程的这样一种反论式的历史观。P492

倭寇

作为史料中出现的词语,“倭寇”表现了当时的事态。作为史学术语,指的是13世纪末至16世纪从事海盗活动的集团。13世纪末的初期倭寇,主要在朝鲜半岛南部零星地掠夺—小部分人,还只不过是以日本海民为中心的尚未有组织性的活动。随着元朝的崩塌,放松了对黄海的管束,于是1350 年左右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危害波及从朝鲜半岛西海岸到中国黄海沿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主力是西日本被称作恶党的武士集团。

15世纪,为抵抗明朝禁止私人交易的海禁政策而出现的私人海商成为倭寇主体,由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等构成,富有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后期倭寇以示区别。尤其是16世纪中叶,即明朝攻击倭寇大本营以来,部分倭寇集团从中国沿海闯入内陆进行抢夺,造成巨大危害。这一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以年号称为“嘉靖大倭寇”。为了抵抗倭寇,这一时期不少地方筑起城墙。对后期倭寇的厉史评价比较困难。日本称作“倭寇的状况”,可以看到一些对海商积极的交易活动进行的肯定性评价,但这一论调在深受倭寇之苦的朝鲜。中国却难以被接受。P494



吴砺


2018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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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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