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四）

吴砺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四）

元明时代的人相信，宇宙由三股力量或者说三个世界构成。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人们在天地之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但离人世太远，只有皇帝，即天子，能够直接向这一令人敬畏的力量祷告。然而，天也是一个由各种神明主管的世界，道士、佛僧，乃至凡人都可以向他们祈祷。观音，护佑妇孺，是佛教供奉的菩萨之一（图5）。天之下是地，地上是人的居所，也是灶神、门神等下界小神以及混迹人间的各种鬼灵精怪的居所。对于祖先亡灵的日常祭祀不可偏废，否则它们一旦发现自己被忽视，子孙便会遭殃。不过，地并不只是人类子其上耕作或深挖的表面。地下深处还有地狱，那是一座炼狱，死去的人被送到那里，用27个月的时间洗尽自己生前的罪孽，阎王等掌管地狱的十王才会放他们转世投胎。

在天与地力量上下作用的空间内，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发展出了三套不同的信仰、制度和礼拜方式来应对困境，或更准确地说，设法过一种好的生活。这三套信仰体系即儒、释、道三教。道教崇拜老子，用符箓、咒语、药石等自然主义技术，帮助人们适应周遭世界的物质条件。堪舆术——即通过观测大地形势、理气等相宅、相墓之术——也是道家的技术之一。佛教为人们脱离各种产生苦难的羁绊，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和制度宝库。它也是一种应对死亡的宗教，生者需辅助死者走过地狱的旅程，而佛教的僧侣和寺庙提供仪式服务帮助生者完成这一使命。

儒教，是由孔子的学说生发出来的一套松散的教义，它提供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儒家认为向善之路，并不在求神拜佛，而是要通过道德训练和努力，建立与他人的人伦关系。宋代的儒家更进一步强调“道学”，我们今天称之为“新儒学”。宋代道学所产生的哲学影响是深远的，其中的一些方面要到明代才完全展开，但它并未对指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仰产生实质性影响。对老百姓来说，三教已经满足了他们的全部需求。P155

在谈到元明两代的时候，用“信仰”而非“宗教”或“哲学”的概念也许不是学界常规的做法，然而，我之所以这样用，是为了把握时人理解其身处世界的方式。我这么做不是要说明，他们以为的真理只是他们的信仰而已。真理当然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发现真理与信仰之间存在矛盾时，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将两者区分开来的。信仰对他们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与我们的一样丰富：宗教虔敬、个人信任、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的可靠性。他们和我们一样依靠着信仰，他们也同样明白，信仰会受到挑战或被改变。比如，谢肇涮在《五杂俎》中就曾不屑于世间有关道教教主“老子八十一而产”的说法，称其“固不足信”。（3，我们与谢肇淛在此事上的看法相同，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许多我们有所怀疑的东西深信不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他们相信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否真实、确实，而在于一些人对当时流行的看法不疑有他，而另一些人却对之提出强烈质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当时人们莫衷一是的问题比比皆是：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决定了物质世界的性质？地是不是平的？什么才是合乎道德的生活？这些都是可能也确实使人产生分歧的问题。特别是在16-17世纪，不能停止追问这些问题的人们，不断观察世界、查考典籍、修正假设，不停思考怎样才能理解自己所体验到的一切。我们的任务不是把他们的信仰简化为我们的信仰，而是发现前者如何运作。P157

洪武皇帝启用佛教斋会，因为这是事死的宗教传统。他在御制文中并没有用佛教戒律来要求百姓在法事当日礼敬佛祖，尽管他确实提到了自己早年失去怙恃而托身佛门的经历。他在上谕中提到的是更为通俗的观念，即隔绝生死的阴阳两界，死不悔罪者只能沦为阴问的饿鬼。儒家对这种鬼气森森的彼世观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反对地狱说。儒家认为，魂是附气之神，魄是附形之灵。人死后魂魄分离。魄归于地下而速朽，魂归于天而气散。人死后，没有任何物质或精神的东西能够继续存在。这种严酷的死后观，大部分的人都无法接受。人们宁可相信人死后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不论是堕在炼狱还是化作一缕在人世游荡的精魂。P160

儒家卫道土与朝廷官员有着同样的焦虑。洪武六年( 1373)，一位北方士人写道：“儒者不言释老。佛家以宣讲原罪、轮回化俗，无异烛火与日光争明。”llsj儒家的智慧是昭昭天日，佛教的教义只是烛火微明。这番话写在蒙元统治者被逐出北方的五年后，这一强势的姿态也许反映了作者的心声：元代儒者被混同于其他宗教司仪而不得不讨取施主欢心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他要让儒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成为新秩序中的思想领袖和祭司。P164

“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在这样一个文化震荡的时代，它也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回应与另一种哲学相遇所带来的认同挑战。元代政权的维系依靠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理念。但是它不仅没能使人们联合为一体，反而造就了一个以“异”为根本原则的民族秩序。明代放弃了多民族的策略，选择联合那些已经被联合起来的人，即“华”或者说“汉人”。元代宣扬国家统一，却奉行民族区隔政策。明代奉行的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的理念却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了仇外的种子——对不同者的恐惧。拒绝视欧洲人或其他外来者为同类，使多数明代官员无法了解和适应外部世界。1644 年，满人入主中原，似乎证明了仇外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些试图打通一切传统和信仰的人，本希望创造一个更为包容的世界，到头来却发现，捍卫他们心中理想的道德阵地已经失守。P177

元明两代，物质极大充沛。从收藏大量珍玩和艺术品的天家内院，到装饰典雅的富贵之家，乃至不过一二间大的普通农舍，人们不断积累着自己需要（或自以为需要）的物品，生活和一切的日常事务才得以继续。这些物品可以是普普通通的一双筷子或一只茶壶，也可以是一个莹润剔透的成化薄胎瓷盏或一方纤毫毕现的山水人物王牌。有些遍地皆是，有些则极为罕见；有些干金难求，有些则不名一文。它们塑造了元明时代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里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上其他人类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一个贫穷的农民也许一年只买得起一件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一个朱明藩王的内院库藏可能几辈子也享用不完。只要是人们买得起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空间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世界。P178

品位并不是由宫廷向民间的单向渗透。一些人想在日常用度上仿效天子，设法获得御用之物，或更可能的做法是购买仿制品，但对于品鉴的行家，这未免无聊。能够自己设定标准岂不更好？这就是士大夫的做法一由自己的消费偏好形成独特的风格。其精髓不在于昂贵或炫目（尽管引人注目总是好事，尤其是当你为这样东西耗费巨资的时候），而全在一个“雅”字。雅是一种极难驾驭的标准，足以叫那些暴发户原形毕露。有时它甚至让皇帝也相形见绌，这就是它的奥妙所在。皇帝拥有天命，能够指挥军队，能够一掷千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呢？如果没有师傅的教导，皇帝就不可能懂得成为高雅之士所需的赏玩知识：金石、绘画、书法、善本，甚至是风度。忽必烈和朱元璋不耐烦学这些深奥的知识( arcana)。他们的继承者，不少是冲龄践祚，也没有比他们好多少。他们有师傅教导，但学得半心半意。与宋代的皇帝相比，元明两代的30个皇帝只能说是“稍逊风骚”。唯一的例外是宣德皇帝（1426-1435 年在位），即永乐皇帝的孙子、太祖的曾孙。他是一个少见的雅好艺术到成为丹青高手的皇帝。不过，整个元明两代也只有他一人而已。P183

尽管由熟练工匠主导的手工业兴起了，收藏家认为有些东西，特别是书画之类，工匠做得实际上倒不如他们这些玩家。书法是最直接表现作者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个纯粹的工匠是无法创作出真正上乘的书法作品的，上乘之作只能出于精英之手。绘画也是如此。都会市场上充斥着工匠创作的书画，但资深的收藏家不会理会这些毫无神韵可言的商品。他们承认宫廷画师中不乏丹青高手，但他们更青睐文人雅士的业余作品。‘10’通过强调这种分别，他们把自己超拔为凌驾于匠人之上的艺术家。P187

顾炎武（1613-1682）关于自己家族如何藏书的一段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书籍在士绅社会中的存在状态。顾氏原居上海郊县。顾炎武的高祖于正德末年（约1520）开始蓄书。当时，只有王府官司和福建建宁书坊才有刻版，所刻印的书籍无非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可想而知，都是些正统而刻板的读物。尽管如此，顾炎武的高祖还是收集了多达六七干卷的藏书。P190

从宫中漏出的稿本确实罕见，这多少解释了李日华对它的兴趣。一般的读者不会对它发生兴趣，尤其是听到书贾的报价之后。明代的大部分书贾混迹于低端市场，文字对他们来说既是生意的工具也是乐趣的源泉，但无关学问。不过，即便是目不识丁者也会买上一两本书，也许只是当作某种社会身份的标志。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文盲在晚明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天启五年( 1625)，遭遇船难后被冲上中国海岸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 Adriano de las Cortes)对明人的平均生活水准未感惊奇，但对其教育程度却深感惊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男孩，哪怕是来自非常贫困的家庭，不会读写汉字的也极为少见。”拉斯·科特斯来自一个连贵族也并非人人乐意学习阅读的国度，因此，当他发现“大部分人，无论贫富贵贱，鲜少不会读写”时，怎能不感到震撼？他发现，会识字断文的妇女要少很多，因为女孩一般不能上村塾。“在我们到过的所有学校，只见到了两个在上学的女孩。”女孩一般只能在家学习读书写字，通常是跟从识字的母亲学习，偶尔也有受教于父兄的情况。P192

瓷嘉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青花却不是。这种跨文化的审美趣昧是由一个国际性的陶瓷市场催生出来的。对白底蓝纹的偏好最早起源于波斯。波斯工匠没有烧制真瓷的技术，但拥有能够在器物表面绘制生动花纹的钻类染料。了解了波斯人喜好的中国工匠利用自己超凡绝伦的上釉工艺，生产出了深受14世纪波斯市场欢迎的精细瓷器。对于青花瓷的大量需求部分得益于地方宗教的约束。《古兰经》禁止使用金银餐盘的炫富行为（朱元璋也曾对宗室下过同样的禁令），因此青花瓷便成了波斯富人宴客时首选的昂贵餐具。。P198

在李日华生活的时代，只有一位艺术家可能超越文徵明，他就是书画家兼艺术理论家董其昌（ 1555-1636）。董其昌在江南和北方都享有盛名。他比李日华年长10岁，在同辈中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正是在董其昌这里，文人书画最终被推举为文化和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从宋代院画而下的职业画家及作品被放在低得多的位置。这一天资高迈的文人书画家的谱系，上可追溯至举世无匹的宋代书家米芾，中间又因“元代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的加入而大放异彩，而后是16世纪“文笔遍天下”的文徵明，最后到董其昌本人。李日华在思想和审美上都远远逊色于董其昌，只能分享他的艺术品位，收集他的书画。董其昌的成功既得益于他在画史书写方面的重要地位，也得益于他挥洒自如的书画笔法。今天，我们对“中国艺术”构成的认知就来自董其昌。P201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政权处理对外关系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式的，另一种则是半正式的——朝贡和贸易。朝贡体系要求外国国王派遣使臣入朝，贡献方物。随后，由皇帝颁赏给来使同等价值或更为丰厚的礼物，由后者带回各自的属国。皇帝也对朝贡国的首领进行册封，甚至在发生继位之争时指定自己属意的继任者。正是这种互相承认和互予合法性的手段，维系着中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尽管这是一种虚构的图景，双方却乐于保持这样的名分。它给予了中国渴望获得的国际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贸易机会。P210

尽管有掌权官僚的敌视，万历后期的不少士林俊彦还是热切地与耶稣会士交往，一些人甚至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动机与性格都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人看重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的知识一几何学、天文学、舆图学、炮弹制造、水文学等欧洲先进的空间计算科学。一些人则被基督教宇宙观所吸引，认为后者对天象的解释十分全面。一些人推崇耶稣会士个人的才智和信心，把他们看作可以并肩实现改善世界宏愿的旅伴。H4）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可谓是恰逢其时，因为，当时的明代士人苦思冥想的问题，既包括自己的道德使命这样的根本问题，也涉及许多基本的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帮助人们挺过两次“万历之渊”，如何抵挡最终在1644 年颠覆明朝的北方民族的入侵。对于这些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似乎已有现成的答案。

而且，耶稣会也选对了自己的开教柱石。利玛窦对文化模式的差异体察入微，对欧洲人如何渗入中国的研判也极具战略眼光。比如，他曾告诉在北京与他比邻而居的沈德符，自己“以入贡至京城”。I461严格说来，这并非事实。葡萄牙不是入贡藩国，而利玛窦也不是葡萄牙人，但这一说法在修辞策上是成功的，因为利玛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习语，使人们能够接受他的到来和想法。和沙勿略一样，利玛窦的努力最终也惨遭失败，不过他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取得万历皇帝的支持。尽管如此，利玛窦的伟大成就在于规划了一条使欧洲人适应中国价值观、中国人适应欧洲价值观的途径。其他的一些欧洲传教士，特别是道明会士( the Dominicans)，对自己所进入的文化的宽容度较低。他们把基督教的惯习误当作根本真理，而不愿意去发现其他文化中存在的类似性，因此他们在说服明代士人彻底更换自已的价值观与信仰方面也不如耶稣会士成功。道明会士深入民间的程度是令人惊叹的，但他们也’F1只1有在其创建的教徒团体未被国家发现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这个国家总是担心宗教会是叛乱的烟幕。P227

这种对明亡的解释，或许令人唏嘘，但并不是好的历史书写。黄宗羲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是明朝的忠臣，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场灾难的责任必然根植于这一阶层的习惯与倾向。他的观点与多尔衮恰相反，认为王朝的覆灭是因为一个平庸的皇帝无力对付身边的宦官和无能的官僚。黄宗羲在那篇由“寒夜鼠啮架上”而起的序言中冷静地指出：“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尽管如此，黄宗羲并没有把笔墨过多地集中在崇祯朝政治的失败上，这些只是王朝覆灭的背景。在治理失当和道德滑坡背后是独裁统治的根本性弱点。独裁政治忽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必要联结，所以，在灾难来袭的时刻，双方因无法建立互信而与突围之道失之交臂。在黄宗羲看来，这才是明朝崩溃的根本原因。P232

皇太极在其父去世后，用三年时间重新巩固了自己对女真各部的领导权，因此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尽管他在那年冬末撤回了关外，却暴露了明朝军队在辽东防守疲弱的事实。此后，他逐步控制了更为广大的满洲地区。崇祯九年( 1636)，他踌躇满志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一清，并自称皇帝。这个新王朝的名字“清”，象征着明净、纯粹的“水德”，正好克住“明”的日月同辉的“火德”。皇太极是否相信自己的王朝将超越过去400 年间女真人在华北建立的那种地区性政权？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清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对明朝的挑战。崇祯十六年《 1643》，霸业未成的皇太极离开了人世。皇位传给了尚在稚龄的儿子，而征服的霸业则托付给了弟弟多尔衮。P239

这就是“崇祯之渊”——自14世纪20 年代的“泰定之渊”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灾害期。粮食歉收，食物供应缩减，商品交易停止，导致粮食价格的通胀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人们两手空空，没有缴纳赋税的能力。人民生计维艰，而政府的处境更加糟糕——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军饷，以维持边防和驿递。早在天启三年( 1623)，就有兵部尚书反映驿递庋困、疲累已极的情况，恳请皇帝下旨严申驰驿条件，以免国家通信体系崩坏。但是，这一举措尚不足以减轻驿递的沉重负担，于是兵部在崇祯二年( 1629)索性关闭了数个驿站，以降低运营成本。现实地来看，任何财政紧缩的做法都不足以弥补在满洲连年用兵的巨大耗费。国家为应对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唯有不断加重赋税。人们用“崇祯”等于“重征”的调侃，一语双关地道出了崇祯年间税赋沉重的窘境。C361 当1644 年一崇祯朝的最后一年到来时，80%的州县已停止缴纳赋税，国库已经空空如也。P242

吴砺

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