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一）

吴砺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一）

     翻阅《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美}陆威仪著：李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哈佛中国史）

     我是读完这本书，才对汉唐之间的这四百年中国史有了一个框架性的印象。这本书封面上有云岗石窟的大佛像，这佛像显然是少数民族的形象，没有汉唐时期佛像的士大夫沉思影子，有些粗犷的风格。这尊佛像更像野蛮人中的智者和勇士，直视仰望他的人，并洞穿了我们的灵魂。总觉得这尊大佛有些感党怪异，他与印度的佛像不同，与中国现存的大多数佛像不同，有一种人之初的纯朴气质，有一种天地大可容一切的温和，时光仿佛在他的注视和静默中永恒地凝固了……

    这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之乱，统治者主要是非汉人的少数民族。读了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自秦汉时期到清朝，汉族人统治中国的时间，只有一半时间，即一千年；若是认为唐朝皇帝有鲜卑血统，则汉人统治中国时间只有八百年。过去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读这本书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对山林大自然的热爱，或许是因为这四百年乱世中知识分子循世逃入山林中时，才真正地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好和魅力；而西方国家似乎是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崇尚大自然的作品出现后，对大自然的热爱才是真正地走进了整个社会。

    中国山水文化意识起源南北朝，我认为这是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个重大区别之一，中国人或许是对山水美最早的觉悟者。美国人民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才对大自然山水美的文化意识达到高峰。美国人民对大自然的感悟的唤醒，我猜也应当是十八世纪中国文化流入西方后才产生的，因为我在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反复提到中国的道家著作名言。

    这本书对中国山水文学及绘画起源论述及僧和道在山水之中建寺庙的起因，写得十分精釆，让人耳目一新。

   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南北朝的血腥风雨中，中国文化人中一类性格即所谓循世隐于山林之中的意念形成是怎么样形成的。

   汉到隋朝之间的四百多年乱世，对老百姓来说，对所有人，都是命运不可测的时代。中国总有大统一的倾向，也是大统一人民才有和平过日子的机会，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这本书使我对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演变过程，有了一个简单清晰的图像。

   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曹丕认为文学是人类活动最高形式，这让人印象极为深刻。这也改变了我过去对曹丕的坏印象。

    这本书结束语中对隋朝和隋炀帝命运的总结十分精彩。

只是读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往往会有一种错觉，所有历史时光，全是乱世的残暴——其实，历史时光中间，是有宁静的正常的和平时光，这一套外国人写的历史书，让我们注意到了这种生活的存在。

这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了解深度和全面，是我看现代大多数中国学者写的书没法相比的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偏见——墙外伸进院内的花，更美……

   这个周末看这本历史书，我有一点不知自己生活在历史那一段时光、生命在何处、宇宙在那里的恍惚感……

    我读这本书时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我不由想，作为一个学者，若是像本书作者这样对世界另一个过去时光能建立如此清晰的图像，达到这样境界和深度，也是一种幸福啊……且不管那过去的真实世界到底是怎样……

    天阴，窗外下着小雨，我半躺在床上看这本书，不喜不悲，我似乎是平生第一次进入了读书状态，感受了阅读的乐趣……

    这本书如一杯清明的新茶，充满了大自然的清香……

吴砺

2019.2.23

附《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摘录：

“中国历史的本土叙述聚焦于统一与军事统治的时代，由是，汉朝（哈佛中国史l终结于宗教起义和地方军阀之手后的四个世纪的历史较少被关注。这一时代的次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缺乏任何早就商定的名称。传统史学按照时代划分，现代中国学者称呼这个时代为魏晋南北朝，西方学者曾建议以分裂时代或中世纪早期来取代这个称呼，但是对于前者，人们认为中国处于单一政权的统治之下是这个国家的常态，而后者则是以西方模式来规定中国历史。

虽然承认命名的局限性，但我仍采纳了一个修正过的中国名称——南北朝，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冠名简化了本土的术语，在这四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版图按主要的两个大河流域分裂。在被称为“魏”的时代——“三国”这一称呼更为著名——中国被划分为统治黄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两个国家。在随后的晋朝，中国的统一仅仅维持了30 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国又按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地理划分发生分裂。

但是专门称之为“南北朝”的第二个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地理分裂出现的主要变化在很多方面界定了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规模移民，他们遇到陌生的景观和不同的人群，随之出现文化的革新，这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产生不同。“南北朝”的名称反映了政治分裂的事实，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这是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多样化的五个中心主题交织在下面的章节中：

(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

(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

(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地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江流域大规模的移民与定居。从史前时代开始，长江流域便是广义的中华文化领域中的一部分，从战国时代开始它是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一部分，但那时仍然是一个次要的地理区域。西汉（公元前 202 年一公元 8 年）川末年，中国人口中不到的户籍人口居住在长江流域，这些人被视为具有不一样的地域文化。但是在军事入侵和洪水泛滥的压力之下，东汉时期（公元 25 年-220 年）开始出现中国人口向南方的大规模移民，并在4世纪早期达到高潮。在汉人稳定地占据南方的过程中，他们清理山坡并排干沼泽以进行农业活动，取代或吸纳当地的民众。这些空地早已被纳入中国的疆域，这一填补空地的过程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个主要变化。

地理重新定义的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扩大，并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重新理解中国的位置。佛教的到来带来了与中亚及印度次大陆的常规贸易。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一时期的日本从神话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尽管遥远的南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领土，但现代广州的前身在当时是充满活力的贸易中心城市，它通过海上贸易使部分中国人与东南亚发生联系，正如与印度及西方发生联系一样。

最后一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义发生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家庭与国家之间社会空间的形成。汉代文学聚焦于朝廷与都城，随后的几个世纪则见证了致力于不同地域及当地文化的文学的兴起。文学涉及的范围包括农村、山水景观以及荒凉的边境地区。文学与高端文化所牵涉范围与主题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发展出一系列新的物理空间一园林、寺院、豪宅空间、乡村别墅——文化与宗教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

南北朝的第二个核心主题是新的精英的出现。汉代的豪族很大程度上以他们的物质财富：—一特别是土地——构建他们的社会联系网络，以及他们对朝廷官位的垄断为其身份标志。与之相反，南北朝的精英们通过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与文学活动更细致地把自己区分开来。诗赋创作、书法、哲学清谈、独特的服饰，以及优雅的修养，这些都被培育出来，用作门阀集团的自我认定，以与只拥有财富或权力的家族相区分。这些确定地位的活动逐渐与官职选举的新方式合流——这种新方式以保障起家官来维护世袭性。南北朝同样是精英们开始编撰详细家谱并以此界定他们亲属群体的时代。

推动多元化的第三个主要力量是军事上的变化，军队主要由世袭的军户组成。公元 32 年，普遍征兵制被废除，此后，汉朝朝廷主要依赖非汉族的骑兵、刑徒和募兵来补充兵力。汉朝末年兴起的军阀们以奴客、游牧战士以及被俘的宗教起义者充任军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里，这些奴客与难民成为世袭性士兵的最大来源，而非汉族的牧民则成为另一个来源。这两部分军人最终使地主与按血缘关系组成的联盟军相形见绌。从5世纪初的几十年开始，军事权力从精英家族手上转移到朝廷手中，使皇权得以重振。

帝国权力对军事基础的依赖导致南北朝时期的第四个主题的出现，帝国政府从社会这个整体中抽离出来。这一过程开始于汉代，汉朝创造了一种泛帝国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非语音书写和按照礼仪建设的都城之上。汉代的都城超越了早期战国时代形成的地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南北朝时期，帝国的权威军力是把传统社会秩序之外的人群作为其根基的，这使得朝廷进一步远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这四个世纪中，外族统治者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并占领中原，而且控制了中国的官僚机制。黄河流域是中华帝国传统的核心地区，自汉朝在220 年灭亡后的18个世纪里，有9个世纪实际上是由外来的皇帝统治的（如果唐朝统治家族被看作是“外族”的话，还要再加上约3个世纪），这戏剧性地说明了中国政府与它的人民和社会的分离程度。

南北朝时期多样化的最后一个主要来源在于，宗教运动不追求建立政治与社会的统一单元。在秦汉帝国时期，国家的宗教实践是以统治者为祭祀首脑或最高祭司，他的男性亲属或下属官员作为次级祭司参与其中。家庭或亲属关系通过祖先祭祀得以界定。信仰并不受国家制约，比如也可以向山林、神仙或动物图腾奉献，这些实践由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联合举行，有时低层的官员也会参与。但是，随着受末世论影响的反叛运动兴起，汉朝摇摇欲坠，宗教将个体联结起来，个体之间仅有的社会或政治纽带是以信仰联结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社会组织的新模式，也为由生者与死者所占据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两个宗教改变了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北方和南方，这些相互联系的变化不断积累着影响因素，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分裂的史实，使得这几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589 年时，中国被隋朝重新统一，但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的粮仓，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这条大运河将南方州郡的物产运送到地处北方的都城。中国精英们的文化世界观——以及他们用以阐述它的语言一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些精英以家谱和新的文学实践来界定自我，他们以其家世入仕做起家官，并被纳入国家秩序中。在社会光谱的另一端，佃户和军户的世袭地位同样被写入法律秩序中，隋朝和唐朝从前几个世纪中继承了这些制度。帝国官府由一个对“部落”结构进行改善的军事体系支撑，宣称其远远高出世俗的社会秩序。而佛教与道教，连同它们的寺庙和神社所创造的社会空间，改变了国家体制，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其中一部分。宗教同样也改变了亲属关系，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新中国”发现自己被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在这里，它与同享佛教信仰的国家和拥有共同书写系统的地区交换商品、交流思想。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汉朝与唐朝之间被忽略的这几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印记。P006

在早前的秦汉帝国，最重要的地理划分是在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之间。汉朝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被描述为这两个区域间平衡的转换。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强制性地向南方迁徙，黄河流域内部的划分不再那么重要，其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划分，即在黄河河谷与南面长江河谷之间的划分。

汉朝的政策是将游牧部落重新安置于国境之内，将他们编入远征军。这使得黄河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化的交融，也同样推动了第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流。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大多数是农民，在汉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向南方迁徙。220 年汉王朝覆灭之后，这种迁徙继续加速。到 320 年时，又有数百万汉人在长江下游地区定居。黄河流域则持续成为非汉族部落统治者所建立的诸多小国之间的战场，系列战争的顶峰就是帝国故都的陷落——洛阳失陷于31 1 年，长安失陷于317 年。在280 年至464 年之间，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户籍人口增长了5倍，主要因为有大量外迁人口到来，江南—一“长江以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心。

在分裂时期，直到 6世纪末中国于隋朝被统一，中国的北半部是被非汉族人统治的，他们的行动驱使更多汉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有规律的降水和肥沃的土地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在重新统一的589 年，大概40u/o的户籍人口居住在长江流域。新统一的帝国希望通过开通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人造水路一大运河——将南方与北方连接起来。但是这两个区域仍然保持着清晰的差异。在贯穿7、8、9世纪的唐朝，以前的南方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人口统计学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中心。

到 8世纪中期时，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方，然而到了13世纪晚期，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北方。这并不能归因子北方人口的减少，因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只是南方人口出现了巨幅增长。在中国帝制历史的后半期，地理与文化上的划分是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即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这种划分是逐渐在汉朝与唐朝过渡期间的4个世纪里发生的。P008

与低平的中国北方平原相比，长江以南的地形主要是山脉与丘陵。中国南方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大略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以及西南地区（包含云南省和贵州省）。东南沿海多山，但是河谷一带作物却是高产的。这个地区在汉朝覆灭之后，因为汉人向南方的迁徙而首次受到汉人影响，但是直到唐朝以后这一地区才开始慢慢入主中原文化。直到 8世纪，才在朝廷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它有大量的自然港，所以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10世纪后尤其重要）。最终，东南沿海的发展使之与中国台湾、日本和东南亚紧密相连，从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逐渐平定下来的，所以在南北朝的历史中并没有被明确提及。这个区域是山区，低地覆盖着丛林，并且仍然被不同部落的族人占据着。

南方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汉江、赣江和湘江。它又可以被划作三个大区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四川。中国南方享有规律的降水和繁多的湖泊、河流和溪流，但是因为它崎岖的地形，大规模农业只可能在河谷、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围绕着长江中游湖泊群的沼泽地区（只在较晚时期，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才得以在丘陵地区种植）发展。只是在帝制中国的晚期，山坡上的梯田才变得意义重大。

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敌对竞争构成了南朝政治史的框架，正如关中与关东的竞争决定了汉代的历史。长江中游地区包含两个大湖一洞庭湖和鄱阳湖，还有一系列较小的湖泊和沼泽地吸纳春季和夏季的大量雨水。这些湖泊的水源主要来自三大支流：汉江，从西北方流来，提供了一条向南方移民的主要通道；湘江，从南方流来，在今天的湖南省汇入长江；赣江，同样是从南方流来，但是更靠东一点，从今天的江西省汇入长江。一旦经过赣江进入长江下游（第二个大区），长江就再没有主要支流。长江流速减缓并变得非常宽阔，以至于都无法看到对岸。长江所携带的沉积物在入海口积淀成为一个巨大的三角洲，以每70 年生长一米的速度继续延展。

四川的岷江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第三个大的区域。由于广泛的灌溉工程，这个区域的低洼地区在帝国早期就非常高产，但是四周环绕着的高山将这个区域与中国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F8，长江通过著名的三峡后离开四川，三峡是水路的危险地段。蜀道之难意味着四川很难成为一个大国的根基，但它在三国时期却是蜀国创立者的避难所，也是8世纪中叶安禄山叛乱时唐朝皇帝的避难所。在汉朝瓦解后，四川的孤立也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神权王国提供了便利，从而在道教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