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二）

吴砺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二）

中国南方首要的自然环境威胁并非如北方那样是洪水或者干旱，而是过多的降水。它常使低地成为泽国，既难以耕作，又容易形成瘴气。在汉唐时期（公元前200-公元 900 年）的文献中，南方被描述为沼泽与丛林之地，疾病与有毒的植物蔓延，还有凶蛮的野兽和更凶猛的带有文身的部落土著。这是一个流放之地，很多获罪的官员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的原住民讲着来自黄河流域的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这些语言或许与现代泰国语、越南语、高棉语有关系。在史前时代，那些居住在长江以南的人群在文化上与东南亚的内陆和沿海国家都有关联。

随着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方迁徙，他们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将广阔的湖泊、池塘和沼泽地变成可耕作的土地。大地主，而非国家，在建立排水和灌溉工程时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小农则要依赖他们的保护。政府时常会在控制水量方面提供建议，并对那些准备在沼泽地区定居的人免税，但这项政策经常沦为给那些在朝廷有影响力的家族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补助。因为在开垦土地与农业技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南方的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严密地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晚期。P013

将寺庙置于山地，除了避免与既有资产业主发生冲突之外，还有几点好处。首先，佛教徒与道教徒一样，遵循中国的传统，将山脉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山脉既是宗所圣地，也是那些人们渴望与之沟通的先灵安息的地方。其次，这些边缘土地需要资本输入，发展也需要有组织的劳动力，这些寺院可以提供，而且政府和富裕家族对这一地区兴趣不大。第三，寺院成为工业生产新形式的先锋，最为显著的是它们使用磨坊和榨油坊，这些作坊需要快速流动的水力资源，而这种资源在山区和河流的上游是非常丰富的。

南方地势多山、接近河流湖泊，因此这一带的发展非常显著，在北方也有这一发展趋势。所以尽管此时中华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南迁，对于山区的开发却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P016

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标志着汉朝的瓦解——抒情诗的爆发式发展。曹氏崛起并获得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他们的追随者们首创出有署名的、意义非凡的中国抒情诗。赋是用来批评、劝说或赞美统治者的，与之相比，这种新的抒情诗更多呈现诗人的个人体验和情感共鸣——个体脑海中有限的、碎片化的印象无可避免地根植于他所处的环境之中。抒情诗的主题不再是皇家林苑、都城或礼仪，而是知己的宴会、分别的瞬间，或者是黄昏时对山峦的一瞥。

这种新派、亲和的抒情诗，聚焦于志同道合者小圈子的社交清谈，魏朝的首任皇帝曹丕( 187- 226)曾在写给吴质的一封信中提起过。在他的几位诗人朋友都死于瘟疫之后，曹丕写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里显示了南北朝及之后文人社交生活的主要元素：集体远足、宴会、酒和音乐。P018

在这些“清谈”中，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I26）骈文，与音乐和书法（包括那次由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组织的兰亭集会）一起，成为高门土族间用以交往的“通用语”。通过这些艺术与社交活动，他们声称自己身份崇高，自诩为令人羡慕的“风流”（字面意思是“风的类型”）中人。作为“风流”的榜样，他们视自己高出那些普通富户和掌控军权的蛮人一等。这种对权力的美学界定如此有影响力，以致公元 420 年后统治南方的军事王朝的统治者们致力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追求，以求赶上他们的朝臣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P020

这种对地方的新的关注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绘画中山水主题的出现与顾恺之密切相关。顾恺之是4世纪著名的人物肖像画画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归为山水派的画家。他经常参与清谈，是位知名的风趣人物、一位有抱负的诗人，被认为能比肩伟大的嵇康。I3u残留下来的一些关于绘画的早期著述的片断也被认为出自他的笔下，与这些相关的是，他还通过叙述早先的道教祖师爷张道陵教导他的学生在描绘山中风景时如何谋篇布局：

中段东面，丹砂绝崿及荫，  当使嵃㟞高骊，孤松植其上。对天师所壁以成磵，碉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双壁之内，悽怆澄清，神明之居，必有与立焉。下于次峰头作一紫石，亭立以象左阙之夹，高骊绝崿。西通云台，  以表路。路左阙峰，似岩为根，根下空绝，并诸石重势，岩相承以合，临东磵。其西石泉又见，乃因绝际作通冈，伏流潜降，小复东，  出下磵，为石濑，沦没于渊。所以一西一东而下者，欲使自然为图。

这些段落，与其他片断一起，将山景看作自有魅力的客体，看作为人类的活动而设置的背景，看作人的崇高秉性的折射，同样也看作野生的、传奇生物的故乡，如在溪流边饮水的白虎和在山谷上空舞动的吉祥的凤凰。将一只凤凰置于山景中意义非凡，因为在汉代的艺术作品中，这种鸟是站在城门楼上和精英府氐6的屋顶与墙上的。现在，赋予人类高档居所的魔法品质转入到山脉之中。在《世说新语》的一则逸闻中，顾恺之同样探讨了如何将人置于山水画中，以此来描述他们的性格特点。

乡间远足的兴起，包括抒情诗和山 水画的风行，都与一种隐士般的审美观的诞生紧密相连。这种审美观重新定义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各地的特色。自先秦到汉代，从世俗中引退去做隐士是出于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或因自已年事已高，或因国家已经从根本上腐坏崩塌。与汉代这些稀少的、多少有些程式化的正直人物形成对比，南北朝时期详细记载了大量个性鲜明的隐士，他们对艺术和宗教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者们收集了这些记录，并且写了对他们的介绍，这些逐渐发展成为对隐土的详细论述。（3‘’因为政治原则而出世，只是众多行为中的一种，其他的行为还包括居住在山中洞穴，与禽兽为伍；通过书写山水诗和表达自己对俗世生活的鄙夷来声明自己是“大隐隐于朝”。

在某种程度上，南朝所有的精英都把隐逸美学的元素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当花园、村庄和群山替代了猎场和都城，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地理中心，乡村也被带入城市——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上——关于地方景观和地域特性的知识成为精英必须掌握的内容。特别是花园，被视作隐逸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南朝的都城建康城内、城郊，还有会稽山中（今天的绍兴）的别墅里，都修建了许多花园。一些风景画画家成为花园设计的专家，在欣赏和描绘山 水风景时发展出来的美学标准也被借用到花园的布局中。对一些人来说，在城内或郊外的花园中行走或与人共处，已经等同于退隐于自然了。

许多佛教隐居者（包括世俗居士和僧侣）与道教徒出世是出于宗教而非审美方面的原因。最负盛名的宗教山居隐士当属陶弘景，他于492 年隐居于离建康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炼制丹药，并成为梁武帝的密友和顾问。因为他的成就，其享有“山中宰相”的雅号，从帝国朝廷得到了定期的经济资助，用以进行他的学术和炼丹术的研究。（3‘’还有些隐士开创了新的神圣之地，为偶尔的精神归隐提供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慧远和尚，他在庐山建立了一个佛教俗家弟子的小圈子，一些名士经常造访。慧远和尚是在前往另一座山上的一处修行寺院时发现庐山这个地方的。很明显，4世纪末的时候，在南方的群山中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寺院网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和道教创造出一种新的圣地地理学，它对以远游、郊外花园和山庄为主题的文学与政治地理学进行了强化。啷在南北朝，群山不再仅仅是世家大族聚集在一起创作诗歌、塑造精英生活方式的隐逸之所，同时也是高门土族与王朝君主们汲取精神力量的神圣之所。与这些地点紧密相关的是新的经文，最著名的是在江南旧族中出现的上清派和灵宝派的道教神启。从山居隐士手中获取教义，或是从任何不在朝堂的人手中获取，以及朝廷对设立在各个地方的宗教权威的依赖，从他们身上获取统治万物的力量之源的种种行为，都颠覆了过去那种优待城市中心而忽视乡村边缘的层级秩序。

一种更加激进的地理上的转变与佛教在印度的兴盛息息相关。印度是遥远而陌生的一片土地，法显和尚（他曾经在399 年至414 年间到印度朝圣）称之为“天竺”。经过几个世纪，中国自己也转变成了佛教圣地，在各地的佛教寺庙或僧侣隐居之所形成一系列不断扩张的宗教圣所。刪帝国统治者试图通过公开刊行宗教教义和在洛阳与建康修建大量的寺庙，将这些新的信仰体系纳入到帝国体制中。但是他们无法控制那些分散在中国丘陵和山区中、刚刚获得新的精神力量的圣地。（地图1）同样的，诗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这也是朝廷所无法掌控的。I411一旦某个地方在诗歌或故事中被提及、被纪念，它便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后世的诗人造访这些地点，将其又一次地复兴，或者将之作为典故借以阐发个人体验。

北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但它在地理上有个显著特征，就是与游牧民族相邻的边境，那里有荒凉的自然景观、严酷的气候以及迥异的习俗。尽管最为著名的“边塞诗”都出自唐朝，大都叙述了军旅生活的经历，但这一传统早在汉唐之间的北朝各代统治时就已经形成了。P023

当 然，对汉朝经典的尊崇与对北方的渴望，并没有在南朝消失。东晋早期闻名的新亭之会上，周顗与友人为失去的北方山河而泣，宰相王导则誓言为国收复这些神圣的州郡。此后一代，伟大的桓温将军称其壮志在于收复北方，却遭到孙绰及那些满足于南方自然之美的人的反对。对桓温、刘裕这样的军人而言，收复北方的梦想既是萦绕心头的雄心壮志，也是建功立业的必经之路。

这种收复故土的热情与切实发动的北伐，反映出军事强人与江南名士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交错的艺术与宗教活动已经成为江南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也与地方的权力归属和民风民俗密切相连，而这一切在中国北方的经典文化中都丝毫没有立足之地。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朝各代军事力量薄弱，因为朝廷更看重诗歌与园林设计的繁荣，而非军事能力的培养。江南所创造的新式南方文化根本无法与北方的重军文化相抗衡，所以在初唐，南方的各大家族仅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对文人理念的培养，诗意社会的形成，通过诗赋与地方志对地方传统的肯定，以及新建的独立于帝制系统之外——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受其影响——的宗教与文化地理布局，所有这些传统，都在南朝时从江南率先出现，并作为一种地域精英主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P026

汉朝的覆灭使得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世家大族掌控了社交与政治圈子，这在帝制中国史上通常被称为贵族时代。虽然这种描述并非完全准确，但这一时期皇权的相对衰弱确实使得部分家族在朝野均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尽管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够连续数代都控制朝廷，还是有一些家族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显著的影响力，并且被视作社会精英。然而，比他们自身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些家族改变了中国对“地位高”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且永远改变了社会精英与朝廷间的关系。P027

通往高官之路的另一个障碍是朝廷的多变性。帝国体系是围绕着半神的统治者建立的，他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因而，汉朝的权力稳步地从官僚机构转向那些环绕着皇帝的人——他们能控制皇帝的所见所闻，并且能以皇帝的名义发话。汉武帝为了削弱当朝宰相的权力，选择不断对朝臣进行洗牌，并将朝政的具体处理转交给在后宫侍奉他的秘书们。这些秘书们官阶很低，他们却取代官方设立的内阁成为主要决策者，他们组成了中国人所谓的“内朝”。汉武帝还废除了外朝最高的军事职官，转而在内朝创设了新的最高指挥官，即大将军，作为全军统帅。公元前 87 年汉武帝驾崩后，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年幼为由摄政，并且在争夺大权的斗争中击败了最强大的朝廷势力。

内朝最后为宦官和外戚（皇帝的姻亲）所控制。在西汉王朝最后的几十年里，一批宦官控制了朝廷的许多方面，而王氏家族则通过与数代皇帝的联姻掌获了权力。东汉时期仍延续这一模式。最初的三位皇帝，都是成年后继位，是有力的领导人，但是在这以后，东汉朝廷被宦官与出任大将军并掌握御林军的外戚轮番掌控，每次权力更迭都带来腥风血雨。

女人与宦官对朝廷的统治，与学者和地方精英的价值观相冲突-朝廷对官僚机构的架空也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公元150 年后，宦官、外戚与党人（党人运动主要代表了朝廷高官和与之相关的地方精英对权力的诉求）间一系列的三角斗争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这使外戚不得不与党人结盟。这一新联盟通过门生、恩主的网络来进行一些政治活动，这其中包括教师与先前的门生、荐举者与被荐举者，或者为大族服务的塾师与门客。这些人际网络被其对手抨击为“结党”，从而掀起一场更加粗暴的反宦官及其宗族的运动，这场运动被结盟一方称为“清议”。

清议运动非常著名，因为这是最早的、举国上下的精英组织抵抗朝廷权力的例子。不仅如此，在对宦官与皇帝的谴责中，人格评判成为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极大地动摇了汉朝的统治。这场运动同样推动许多高级文人官僚改变过去那种普世价值超越地方利益的态度，逐渐和代表地方利益的大族富户产生共鸣。汉末的所有这些变化都非常重要，它们重塑了对南北朝时期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的定义。

然而在短期内，党人的清议运动遇到的却是灾难。166 年，宦官集团在朝廷获胜。167 年汉桓帝驾崩后，反宦官的党人一度复苏，暂时夺取了摄政权，但是168 年宦官发动政变，处死了摄政者，并逮捕了大量反对派的党人，其中超过百人死在狱中。禁止反宦官党人出仕的“党锢”一直延续到 184 年黄巾起义才被打破。

这政局动荡的20 年——大致与重用宦官的汉灵帝的统治时期( 168-189)相对应——使得毫无权势的官僚阶级与影响力很大的地方大族间的联盟得以加强。新式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繁荣起来，自我意识日益加强的精英开始自诩为“清流”及儒家文化的守卫者，他们反对腐败的朝廷与昏庸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精英们将自己置于皇帝之上，并逐渐将权威性从财富或官职这些符号中抽离出来，如此也为以后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树立自己的权威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精英这种把自己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的新的自我认知，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其成员认为他们有权赞美或谴责社会成员，而这在理论上是统治者才有的特权。郡县级的地方官并不能代表帝国，他们却聚在一起，为当地学术有成或道德高尚的名士勒石立碑（竖直的纪念碑），以表尊崇。这些碑刻展示地方精英是如何从自身做起。将儒家绅士的观念内化的。I41 武梁祠堂的建立表明葬礼同样重要。东汉时期，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孝道至关重要，举办隆重盛大的葬礼，建立精致繁复的祠堂以供后世供奉，都是在同龄人面前展示自己绅士品质的机会。其中，内容丰富的壁画描绘有古代的圣贤、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统治者、孝顺的楷模或其他道德榜样，还有逝者即将抵达的天国世界。这些汉末的祠堂是世界万物的缩影，它们给予价值观头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对死者进行理想化的描述。

私人编撰的、全国各地杰出人物的传记合辑，是地方精英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个标志。这些著作分列了个人的长处与短处，并从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方面对不同地区的名士进行了对比。传记作者对这种对比评价如此在意，也预示了东汉覆灭之后几个世纪的混乱时期里，为什么会存在一种对于人物才华和性格评价的痴迷。，P030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