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三）

吴砺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三）

尽管献帝这位汉朝的末代皇帝直到 220 年才被正式废黜，190年都城的焚毁与朝廷的沦落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汉朝的终结。公元 280年西晋短暂统一之前几十年的分裂割据、军阀纷争就是著名的三国时代。(地图2)魏、吴、蜀被军阀割据，少部分地区由持有大量土地的大族所控制。有时这两个集团会有重叠，但是关键的区别在于：有些人只是在当地有影响力，另一些人通过招募军力，则能带动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力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前者视野局限，并有可能成为到处劫掠的军队的受害者，而后者通过从起义失败者、夷狄战士与盗匪组织中招募大量兵力来获得政治权力。I10，这种军事权力从社会权威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成为南北朝政治史的决定性特征。P032

与曹氏的自毁行为相反，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司马家族与世家大族通过联姻与政治结盟联结在一起，并培养了带军统帅，从而使自己成为广泛的社会精英的领袖，以此抗衡孤立、专制的曹氏。在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这种现象可得出的观点是：曹氏代表的是少数“贵族”地主的利益，而司马氏则代表了众多大地主家族。随后所发生的司马氏政变和对摄政王曹爽家族及其同盟者的屠杀，也许是曹氏战略与道德上失败的结果，抑或是他们不能正确分析他们那个时代阶级构成的结果。

这些观点建立在那个时代的财产关系与阶级结构之上，却缺乏证据，只能通过这一时期曹操巩固权力的一些政策来了解曹氏与高门土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曹氏家族所面临的困难与命运的波折并非独一无二，因而不能说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性格缺陷或者谋略不足而导致失败。曹氏以军事权力为根基来建立政权，这就存在一些固有矛盾，其他两个国家也存在这种矛盾，只不过影响力要小一点。

汉末几十年与三国初几十年的政治史就是由这样一种地方有权势、有土地的家族与活动在更高层级甚至是帝国层面的军人之间的分裂所决定的。一些军人是豪门大族的子弟，他们依托家族力量征召大量的军队，而另一些则是没有家族背景的冒险者。但无一例外，那些冲出地方、建立全国政权的人依靠的都是军事力量。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军阀在公元 220至230 年间能建立国家，但他们的继承者却难以维系统治。建国者都是有魅力的强者，曾建立军事伟业，他们开拓疆域，成为流传千古的英雄，其继承者只有以如下三种方式来巩圃自己的权力：对协助自己树立权威的军队进行整顿，建立官僚体系，或者依赖地方有权势的家族在当地维持秩序。

曹氏的失败与他们的军人出身有关，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在与其同期发展的吴国身上。孙氏家族成为长江下游的统治者靠的是与权势家族的联盟。权势家族既有刚从北方来的移民，也有自汉代便在当地打下根基的家族。北方移民都是军事冒险家，他们的家族背景至多为他们征召兵士铺了第一步的路。到公元 250 年左右，只有南方的家族还掌握着权力。因此，吴国的演变实际上是从军人统治的政府向世家大族统治的政府转变。四川的刘氏政权走的也是类似的路。

在这三种情况中，建国者带来的军事力量和权威声望在其过世后就基本消失了，要建立长久的国家政权，就导致权力转入当地权势家族手中。当朝廷强势时，它与当地的地方势力和谐共处，但是当朝廷无力时，世家大族就会从中央独立出来。南北朝的政治史便成为军事王朝统治者与地方权势家族之间的拉锯战。P036

曹丕和曹植是抒情诗界的领袖人物，曹丕在今天被视作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之父。他评论诗歌的标准与评论人物性格和清谈质量的标准一样。曹魏的第二位皇帝，曹㕡，在他自己的人才征召法令中，要求入仕者必须拥有“学问、文学修养……纯粹、教养、文雅和宁静”等品质。尽管这些素质的具体定义并不明确，但是一连串对文学修养、纯粹性、教养和文雅的要求，明显超出了东汉末年对学术及道德方面的要求，也超出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要求。因此，在曹魏统治的最初几十年里，对语言的把控，即赋诗和清谈的能力，已成为判断才能的标准，相应地也就成为获得官职的关键所在。那些仅仅有军事或行政才能，没有贵族子弟自小就继承下来的文化修养的圈外人，发现他们的晋升之路完全不通。P039

和平时代结束，新的一群演员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自东汉以来便定居在中国的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亲王们与这些部族的首领成为同盟并从中获利，而这些人很快也有了自己的野心。（图2）各部落围绕着一个汉化的匈奴王刘渊建起了联盟。刘渊自称是汉朝统治者的后代，在304 年自封为汉王。31 1 年，他攻下了位于东方的都城洛阳；316 年，他占领了整个华北平原；317 年，他占领西方的都城长安。晋室南渡，在建康建立了新的都城，开始了南方与北方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581 年之前，没有汉族的统治者能控制黄河流域，直到 589年，中国才重归统一。

晋室南渡开启了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只不过不再是从前的那批。大概有超过1 00万的人口随着晋室南迁。早先就南迁的大家族（如顾、陆、朱、张家），在东吴时期就变得富裕并有权势，他们对新来者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在王导的领导下，北方的新来者在建康建立了一个司马氏的傀儡朝廷，通过向南方人授予爵位和官职建立起不堪一击的联盟。北方家族重新获得了特权，他们在南方所求得的家产也获得了朝廷的认可，用以取代他们在黄河流域丧失的土地。择” -些新来的家族通过与旧家族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社会地位。P049

公元 4世纪是中国皇权最为式徽的时候。在北方地区，军事化的村庄与强宗大族坚守着他们的大本营，而与此同时，又有一系列短命的、非汉族统治的王朝在某些特定地区发挥着有限的权威。在南方，由于朝廷无能，富裕的贵族们借机争夺权力与荣誉，他们在都城附近或长江中游河谷建造自己的庄园。然而，与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世界不同，经过短暂的蛮人王朝之后，国家没有全线崩溃，也没有陷入地方封建领主的军事纷争中。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首先，大多数的世家大族仍然将帝国看作其财富与地位的来源，这将他们与那些凶蛮的军人、贪婪的商人和粗野的地主区别开来。其次，公元 5世纪的头几十年是一个转折时期。那时候，拥有实权的独立军阀在南方与北方分别建立起了王朝。通过控制军队来压制地方上的势力，军事王朝恢复了皇帝的权力，并且在地方上采取了去军事化的措施，显著地削弱了世家大族。尽管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没能将军队转化为稳定政体的根基，但它们却扭转了皇权不断衰弱的趋势。因此这些王朝中的最后一个能够通过使用武力，在6世纪末的时候重新统一中国。P052

周与齐都是典型的军事王朝。它们的统治者都从军中崛起，权力基础是中央军。中央军由前戍守部队或禁卫军成员组成，地方精英领导的军队做其补充。它们在官僚制度上也学习魏朝，军官从部队和非汉人的部落中选拔出来，但是他们手中没有私人兵力，必须依靠中央指派来的军队，所以他们完全在统治者掌控之下。

西部的国家周，一开始的时候就具有一系列严重的缺点，比如缺少能够任由其处置的部落民及马匹，这迫使它从关中本地人口中招募军队。周认可当地豪强组建的民兵组织，并将其集团化，由朝廷指派的将领率领。他们接受军衔，并被赐予鲜卑姓氏。I5刮尽管招募来的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几千人，这种制度变革依然帮助周国中央与地方社会之间建立强有力的纽带。

对周的壮大发挥更重要作用，并最终助其重新统一中国的是二十四军。魏朝士兵、关中非汉族的部落民、有军事倾向的汉族豪右成员，他们都被置于二十四开府的指挥之下。显然，大多数士兵是以个人的身份被招募，而不是由他们的指挥宫或在当地精英的率领下加入的。一些史料表明，战士自己也耕作土地，另一些史料表明他们以国家提供的土地为生，但是不用担负赋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军队由在土地上劳作的汉族农民与拥有土地和佃户的、处于被隔绝社会中的非汉族士兵一同组成的。

由于摆脱了农业的负担，并因此能够用全部的时间来训练，这支关中精英组成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无论是汉族战士还是少数民族战士，都是它那个时代最好的攻击力量。它动员了这个地区的全部资源，招纳世家大族成员进行行政管理，又地处安全的关中地区。关中为此前所有的中华帝国提供了根据地。577 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后，它征服了对手北齐，重新统一了北中国。四年以后，581 年，周朝的一位名叫杨坚的将军夺取了皇位，建立了隋王朝。八年以后，589 年，隋朝军队打败了南方的陈朝，四个世纪以来首次将中国全境置于一个统治者的统治之下。

然而，如同秦朝能够征服全国、却无法有效保证帝国长久稳定一样，北周的军事体制也并不足以为隋提供一个安全的帝国。如同5世纪和6世纪周而复始的失败一样，对于统治中国而言，以武装力量进行控制是必需的，但是却还不够。自上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之后，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要保障帝国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根基，还需要进行更多制度上的变革。P085

从战国到汉朝，都城的概念逐渐由一个拥有宗庙的城市，演变为一个坐拥显著宫殿与城楼的城市，后来，都城还得是符合《周礼》观念的祭典中心，且要与儒家教义中所倡导的建筑形态相吻合。这反映出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的、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以君权为绝对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

城市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继续发生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发展。第中国的分裂以及人口向南方长江流域一带的扩张，创造了遍布各地的都会，这些城市因各地地理风貌和文化氛围不同而相互区分开来，比如那些南方的城市就和北方的城市截然不同。第二，新的文学与文化形式的出现，决定了精英在城市中需要开辟新的空间来从事这些活动。有一点在南方尤为显著，在北方也有所体现，就是出现了半公开的园林，随之兴起的还有地处乡间的庄园。第三，制度化的宗教的兴起，特别是佛教，导入了新式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寺庙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P086

南方都城建康把半公共领域的兴起当作展现文化力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园林与乡村庄园。这些自然景观的人造复制品，将新近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山林景观移入城市，反过来，也将文明的范畴延展到山峦之间。由于这些空间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所拥有，它们也提供了新的展示场所。园林与附近的庄园成为都会中地位的象征，就像在汉代社会中，塔楼、院墙与宅邸等从空间上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级一样。重要的是，诗赋就是在这些场所被创作出来并进行交流的。随着诗歌与清谈逐渐成为精英的标志，园林与庄园也从地理上给权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P094

自先汉时期以来，山岳被看作对世俗世界的否定，既是野蛮的，也是神性自由的领域。南方的隐士中，最能在文化上同时体现山野生活这两个特点的当属郭文（卒于334 年），他穿着从动物尸体上剥下来的兽皮，还驯服了一只老虎使之成为自己的同伴，只吃他自己耕作的庄稼或从树林中采摘的野果。为了论证隐居的不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避开文明与人类同伴，郭文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口9l 但他在生前就被赞颂，之后也成为道教所尊崇的先贤。P094

南方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归隐方式是居住在山区，但住在舒适的宅邸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 385-433)就是这么做的。谢灵运在山中的归隐成为他《山居赋》的主题。但是他在序言中就讲得很清楚，人类在自然中有好几种栖居的方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谢灵运所分的第一种类型与早期远离政治的隐退或郭文那种归隐的方式相对应；第二种类型指的是谢灵运自己这种归隐，并在赋中一再被赞颂；第三种是归隐至乡野庄园；第四种则是退居至城中园林。这篇序将这首赋与早期那些描写京都、皇宫、城楼和游猎的赋区分开来。因此，他将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当作与传统都城生活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在历数了环绕他居所的山川河流后，谢灵运描述了他实际的宅院，包括一座花园、一处果园和一片竹林。他阐释了自己是如何将宅院与周围群山融为一体，他的手下是如何充分利用山中资源的。尽管他坚持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但他也讨论了他的居所如何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一些佛教僧侣和少数道教炼丹术士来这里进行学习与著述。I23l这些活动是与界定精英的诗歌文化相对应的宗教文化。因此，尽管对山庄、乡间别墅和城中带园林的府邸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实际生活和在著作中，谢灵运还是像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将各类不同的“自然”环境合并在了一起。P095

杨街之的著作描述了最美丽的园林，并引用了园林鉴赏的经典主题：“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衹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正如这段短文所说的，一个园林不只是用作观赏的，它也可以从经济上收益，比如去采摘那些奇珍异果。园林重塑山野风光，通过巧妙架设窗户与看台来引导那些前来观光之人的视野与思绪。最后，它还能帮助人们静思，此处则是通过佛家冥想的形式。

总之，《洛阳伽蓝记》中描述了20多个园林，也简单提及了其他园林。据说，住满皇亲国戚的万寿山上，不只是亲王们，他们的嫔妃、女儿和同族亲戚，也都竞相修建更精致的园林。司农张伦府中的园林最为显著：“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嶔崟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如同南方修建公园的文人们，张伦也创作了诗赋来描绘他的园林。

6世纪初，私人园林开始出现在洛阳地区的墓葬艺术中，以表现已婚夫妇一起分享快乐的场景。(37)因此，北方的都城洛阳，与建康以及其他南方的主要城市一样，也是园林城市。作为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就意味着要经常造访这些经过城市重新演绎的山野风光和人间天堂。P101

机械化生产确实曾使北方和南方富裕起来，主要是通过水力机械（水车）的形式，应用在佛教寺庙和俗家信徒的地产上，将谷物磨粉或榨油。曹操使用过水力驱动的捣杵，3世纪末石崇有30多套这样的设备。6世纪初出现了大量磨粉的设备，其功能更为精细复杂。因为发动这些机器需要快速的水流，所以它们经常建在山坡上。这些强力磨粉机可以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面粉，还有另外一些水力机器用来榨烹饪用油和照明用油。这些设备为它们的主人带来大量收入，并为这些专业的操作者提供了赚钱的新市场。

这一时期农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南方茶文化的发展。种茶需要排水 良好的土地和全年均匀充足的降水，所以茶树非常适合种在南方的山坡上。南方的农民可以把不适合种水稻或者其他作物的土地开发出来，用于种植茶叶。我们在一位死于公元 273 年的官员的传记里发现了最早的关于饮茶的记载，不过茶叶可能在这之前就被当作药用了。然而，南北朝时期只有南方的精英才可以饮茶。饮茶与佛教密切相关，可以使僧人在禅修的时候保持警醒，也可以保证僧人“又不夕食”，但是这方面的史料主要出自唐朝。由于是在山坡种植，需求又非常有限，大部分茶叶是由个体农户和寺庙生产的。P123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