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四）

吴砺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四）

虽然南北主要大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开始融合，直到唐代他们之间的区别依然很明显。8世纪中期关于家族和宗谱的作品‘4Q’中，唐人柳芳说过：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  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

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南北差异带来的持久影响：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P131

陶渊明的诗作开启了一个新的派别——田园诗。诗中描写了乡村风景和诗人所理解的田园生活。尽管有时这种诗也很像西方的牧歌，但陶渊明和一些效仿他文风的诗人的作品，以描绘现实和细节为特征，西方的牧歌很少涉及这些。I621 除了描写退隐山居的诗词外，陶渊明还创作了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桃花源”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世外桃源最经典的意象，隐居与世隔离的山野，从而摆脱污浊的城市和庙堂的纠葛。尽管描写的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这篇散文在细节上非常贴近现实，桃花源的一些事物，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都非常接近真实的乡村生活。这篇散文所虚构的理想社会，只是消除了现实中的阶级局限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其他没什么太大不同。通过这种方式，陶渊明的生活和写作反映了另外一种归隐生活，即与农耕乡村而不是山野风光紧密相连。P136

尽管如此，纵贯整个南北朝时期，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国家能够复制匈奴的成功。即通过夺取中原地区的财富为建立草原帝国打下基础。直到 589 年隋朝再度统一中华时，突厥控制着北部与西部地区，他们效仿匈奴的发展模式，并要求中华帝国交纳一定钱财，以此来建立和平关系，并获得军队人马的支持。之后的唐朝皇室源自中国西北的部族，有些军事策略与军事实践和与之通婚的草原游牧民族非常相似。最初，如同北魏王朝一样，唐朝统治者也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国家的组织弱点。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成功打破突厥联邦，并在630 年和647 年的两次大规模战役中击败了他们，由此被尊称为天可汗，同时统治中国与突厥。然而，这一成功并没持续很久，他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失去了对突厥的控制。突厥又恢复到他们原来的模式中，一会儿发动战争，一会儿要求纳贡。

与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发展的关系，对中华帝国体制的本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秦汉帝国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能自觉地超越战国时期形成的地方地缘与风俗，并高出一筹。国家的特征是：对神圣的统治者（“天子”）产生个人崇拜；在帝国政令之下，建立了一个人造都城，将天子当作国家的中心；使用一种在经典文献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日常对话的正规书面语言；官员要离开自己的家族与社群去为皇上效力。早期帝国体系的空间范围被汉文化的范围所界定。这种在文化上叠加政治的行为，因同时代北方匈奴帝国的出现而被强化，从而创造出一个两极世界，分成被汉人国家统治的“文明”的农业民族与被单于统治的“野蛮”的游牧人。

游牧族群向中国内地大规模地迁徙与定居，他们被征募为兵或在朝廷做官，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政治划分不再那么清晰。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广阔、容纳万物的世界秩序，过去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生态也能融合在一起。唐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唐太宗（626- 649 年在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皇帝与突厥的可汗的合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叫。更宽泛地说，在唐朝的第一个世纪里，大约170万外国人成为唐朝臣民。这些日本人、朝鲜人、粟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官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常被授予最高的军事职位与文官职位。

但是，权力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一个帝国内统治汉人与胡人。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北魏，并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尽管数个世纪以来，都有一些文人认为汉人不应当为“野蛮人”的统治者服务，事实上，大部分汉族精英愿意臣服于任何征服者，只要他们能建立起像样的都城，举行祭天仪式，支持国家正统经典研究，并且提供官职与俸禄。虽然有时这种投机主义会受到批判，但这种行为接受了建立更普遍帝国的真正内涵，也通过一个统治者是否能将边缘地区的民族纳入其疆域来判断他的合法性。

通过这种方式，北魏和其后的游牧民族王朝迈进一步，超越了地域局限与对地方的忠诚，而此前正是因为这种超脱才能从纷乱的战国割据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以后的观念主张对汉族及其文化保持绝对的忠诚，这标志着帝国模式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的转变。“征服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角色及其在帝国模式内的合法性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很多日本学者研究的话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值得商榷的政治目的，因为它们试图证明日本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但它仍说明了一点，即所有的中国王朝都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从东汉起，外族军队及其文化便成为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华”帝国从来就不完全是“华人”的。P146

与商品及流行风尚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带来更深远影响的一些文化元素。最重要的是佛教，但是商人也带来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袄教、景教及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不仅提供了新的宇宙观和组织人类社会的新方法，还创造出对新一类商品的需求，或者说，过去既有的商品有了新的用途，突然之间就变得珍贵起来。茶叶与白糖随着佛教的兴起而增加了需求，椅子也随着佛教从西域传人中国，从未来佛弥勒佛的画像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椅子是冥想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寺庙中也会经常用到。I26）书写纸张的改 良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佛教信仰的重要影响，因为重复印刷制作经文被视作积累功德。P154

在这些物品中，最首要的是“七宝”。在最早的文本中，这些是指一个国王必须拥有的重要物品。在另一些更早的文本中，它们指未明确给予规定的珍贵物品。无论如何，《无量寿经》这本关键的大乘经典，介绍了一位神圣永生的佛祖，七件宝物必须是黄金、白银、天青石、水晶或石英、珍珠、红珊瑚、玛瑙或珊瑚。其后的文本提及要有红色的宝石，比如红宝石，还有一些文献中提到要有钻石。大量的佛教经典提到了这些宝物。一位乐善好施的国王命中注定会成为佛陀，他的宫殿就是由“七宝”组成，和极乐世界中的庙宇一样。佛教中的梵天常用这些物质来装饰。这些物质甚至成为道教天宫中长生树上的果实。在一些文本中，传说中载着信众前去接受启蒙的牛车就是由“七宝”装饰而成。在现实中，隋朝建立者于582 年将他从一位僧侣那里获得的舍利子放置在“七宝”铸成的容器中，后来被分别装在30个红色的玻璃瓶里，在帝国全境内分发。因此，这七种象征着这个世界所能呈上的最美好的物件，也反映出了佛教信仰的物质方面。P155

佛教寺庙是奢侈商品的主要消费者，他们也有权如此消费。寺庙和佛塔用金子、银子、丝绸、珊瑚串珠、琉璃或较珍贵的石头装饰起来。如同玄奘在7世纪所描述的，佛教与复兴了的婆罗门信仰之间展开竞争，竟相将自己的寺庙装潢得更加炫目。佛教朝圣者或其他僧侣在寺庙之间旅行，经常不得不花费或捐献大量的黄金或丝绸。尽管一路上沿途的寺庙会提供食宿，但陆路和海路交通都需要付费，也需要献出贡品来供奉舍利子。玄奘为那烂陀寺的佛骨捐献了50金币、1000银币、四个丝绸幡、两匹锦缎以及两套礼仪袈裟。他从吐鲁番王那里获得丝绸，然后将之捐赠给沿途所经过的每一座佛塔。后来的朝圣者义净从中国带来丝绸，并用这丝绸为菩提迦耶的佛像制作了礼仪袈裟。I361因此，佛教信徒的四处行走也对逐渐形成的亚洲经济体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P157

华夷界限逐渐模糊的最后一个例子是471 年左右制于长安的一座佛教石碑。Fs4l石碑背后描绘的故事是，历史上佛陀最早的化身——善慧婆罗门，经过数次轮回，成为一个泛世转轮王，并且最终成为过去佛释迦牟尼。构成这个故事的场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首先，释迦牟尼最后的诞生地被设计成中国。当故事的核心人物以善慧婆罗门的身份出现时，他身着鲜卑服饰；当他成为转轮圣王时，他的长袍则是汉式的；但是当他居住在兜率天宫等待最后的重生转世时，他又穿回他的鲜卑服饰。与此相反，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一位女人向善慧婆罗门兜售鲜花，另一位则是佛祖的母亲，她们都穿着汉式的长袍。与之类似，在石碑底部有捐助者的图像，大多数男人穿着鲜卑服饰，而女人则穿着汉式服饰。

这个图画故事把融进中国文化元素的印度当作故事背景，主人公在鲜卑身份和中华身份之间不断转化，不同的性别也被分为“汉人”或“外国人”。这表明了一种愿望：希望将所有人都包括在一个广大的国家中。这也表明了一种价值观：以服饰和行为为标志进行的族群划分，不再以血缘为划分依据，更多的是出于个人选择。P164

家族墓葬群的存在与新兴的节日使更多的远亲能够聚在一起，寻求合作与互相帮助。新的写作形式或者旧形式的延伸使用，改变了大家族中的宗亲对他们自己成员身份的看法。制度化宗教的兴起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离开家庭的途径，使之能够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公共角色，甚至能成为一名作者。最后，佛教通过提供一系列确保人们轮回后能够拥有更好生活的宗教仪式，改变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改变还重新强调了母子之间的关系，使得父子关系不再是谱系结构的唯一纽带。P165

在汉朝末年与唐朝之间的时代里，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族墓地群的建立，一是分散至各地的同宗家族成员在寒食清明节时，会在墓前进行定期的聚会。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把更多人当作亲属联系在一起。P166

在唐朝以前，没有证据表明在家族居住场所之外会集体进行祖先崇拜。儿童向父母或祖父母的墓地献祭，但是隔了更多辈的子孙后代绝不会为其高祖组织类似的集体祭祀，而这种祭祀活动通常将参加成员视作一个充满含义的社会团体。无论如何，到 7世纪末或者8世纪初，亲属们开始到四代或五代之前的祖先的坟地扫墓并举行献祭。‘’‘这些献祭发生在清明节，即在冬至日之后再过105天左右，也就是在农历二月末或三月的时候。清明节的出现意味着通过共同祭祀遥远的祖先，远亲们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成为有组织的父系家族中的成员。P169

在唐朝早期，寒食节为家族成员重聚提供了机会，那一天，他们齐聚在祖先墓前，扫墓、献祭，并且享受盛宴。与墓前献祭相关的逸事最早出现在7世纪60 年代的文献中，即发生在隋朝时期。到了8世纪，这一活动变得普遍，正如732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指出的，虽然经典中没有提及在寒食节扫墓的做法，但是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并应该得到鼓励：“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几十年后，流亡中的柳宗元感叹，即使是他身边为马治病的大夫、谦逊的田间农民都能够到他们的祖先坟前献祭，只有他无法前往自己祖先的坟墓。

对于祖先崇拜而言，这样的发展带来两个主要的后果。首先，家族墓地的修建鼓励人们去祭祀更久远的高祖。因为越往前回溯祖先，越多的人会建立亲属关系，这就扩大了一个家族的规模。其次，寒食节为共同祖先的后代们聚到一起提供了机会，因此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这样就有可能形成规模更大、更有自觉意识的家族，使家族成员能够一起行动，或是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张这一节日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很多亲属真的就会在某个人的墓前聚到一起。少量的诗歌和文章表明，祭扫陵墓很大程度上还是单个家庭的事务。，P170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点在整部家训中得到充分阐释，即经典研习提供了最好的——即便不是唯一的——家族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便战争摧毁了全部的家产，害死了所有的亲属，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也不会丢失，并且总能找到需要它的市场。这比土地更有价值，因为几代人之后，土地总会分散，这也比爵位更有价值，因为随着短命王朝的崩溃，头衔也会消失。这样一来，他从社会与经济方面理性论证了写作为什么会是家族生存之道，当然，他也虔诚地坚持认为其最终作用是提高人的道德修养。P174

王朝历史中的各种逸事，都体现出这种双重原则，一方面尽可能地广撒网，另一方面又把所有没多大作用的小鱼扔出去。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信息的广博，一个叫韦鼎的人告诉隋文帝，他的亲族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分支，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因为有家谱，所以他依然能够找到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联系。保存在日本的一份唐代的族谱序讲到，作者需要记录下详细的族谱，以便使那些已经疏远的旁系能够更容易地追溯他们共同的祖先。相反，也有一些逸闻讲述了成功的亲戚们如何拒绝把贫困的孤儿当作自己的亲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满璋之试图为儿子迎娶显贵家族的女儿，却没能成功，因为调查者发现他的家谱中虽然有官员，但是也有平民。P177

这个故事成为这一年度节日的起源。在中元节，俗家弟子从自己收获的水果和粮食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奉给僧侣，以求死去的亲人能够过得幸福，悲伤的家人也能够恢复平静。《荆 楚岁时记》完成于约561 年，它表明在6世纪中期，中国南方各地都在庆祝中元节，寺庙被精心装饰，还举办有音乐和歌曲的集体庆祝活动。H2l这个节日以及与其起源相关的神话故事都将碑文和画像中没有明确点出来的东西夸张地表现了出来：对信徒而言，佛教已经成为超度祖先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家庭结构的重建也非常重要。传统的祖先崇拜只是与亲属有关，唯一对非亲属的供奉就是对国家的献祭。在新秩序中，只有通过向僧侣献祭才能有效祭祀祖先，所以佛寺成为建立亲属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P183

汉代的墓葬艺术中有两个强大的宇宙女神，即西王母和女娲。女蜗与她的配偶伏羲配对，纠缠在一起，生成宇宙，融合了阴阳这对双生双克的力量。西王母也创造了一个宇宙，在遥远的西方统治着一群长生不老的朝臣，可能还象征性地代表着家庭中的女家长。I54‘南北朝时期，在道教上清派传统中，西王母被视为最高神。在这种条件下，她启示了重要的经典，成为显灵与默想实践的对象，并被当作身体神来供奉。她在西方的乐园——在汉代时已经占据了中心地位——变得更加精巧和细致。为了维系宇宙，她定期与她的伴侣会面，这一切也被详细描述出来。

作为配偶或伴侣，西王母与一系列的中国英明统治者都有联系，如《穆天子传》将她与周 穆王联系起来一样。其他统治者包括黄帝、舜和禹。但是她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在一系列造访汉武帝的故事中成为核心人物，她向汉武帝提供了长生不老之术。在这些故事中，西王母的角色被设定为性伴侣及长生不老之术的提供者，她在唐诗中主要也是以这种形象出现。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