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五）

吴砺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五）

将女神视作情爱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楚辞中，在楚辞里，她是心仪女子形象的原型。描写在现实中遇到女神的诗歌，成为明确描写情爱和欲望的最早书写形式。这些例子包括宋玉写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宋玉被认为是战国晚期谜一般的诗人，但实际上这些诗歌可能写于东汉或更晚。这两首赋通过叙述历史上或梦中与女神的相遇，激起君王遇见女神的热望。

与此主题相关、年代最早的诗歌是著名的《洛神赋》，由曹魏亲王曹植写于3世纪早期。在这首诗中，亲王于河畔遇见了美丽的神女，神女示意与其深交。他的谨慎抑制了他的激情，故而被神女遗弃，满怀悲切。这种将女神与情爱混为一谈的做法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标准主题，它同样将西王母的形象从宗教人物转化成为唐诗中的情爱人物，并成为妓女、乐师与其他表演者的保护神。P189

东汉王朝与南北朝见证了中国宗教的变革，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组织化的宗教运动。这些信仰使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了新的认知，并建立起新的超越了亲属关系、地域局限以及政治阶级的新体系。有些社会、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从前的祖先崇拜和社稷神崇拜都没法予以满足。还有，那些与家族、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早期宗教实践，在南北朝时期被道教与佛教这两个伟大的制度化宗教的理论阐发改变了形态。寺庙作为城市中的半公共空间兴盛起来，园林作为极乐世界的缩影得以发展，一个靠佛教信仰连接的泛亚洲世界出现，再加上道教和佛教对家庭也会产生影响，这些思想与行为的新形式永久地变革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

佛教是东汉时期由中亚与东南亚商人带入的外来信仰。这个新的宗教得到精英分子的青睐，并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直到它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中国，道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至少在战国时期便已存在道教雏形与其宣扬的信念。道教形成了组织化的运动，大约与此同时，佛教也进入中国。但是，在佛教发展提供范式之前，道教都没有发展出道观、道土等级和教规等。P190

西王母信仰要早于道教崇拜，但是它揭示了制度化教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汉朝的宇宙论中，上天与君主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作为天子，只有他一人能够祭天，当他行为不当的时候，上天会用干旱与瘟疫来进行惩戒。人民遭受痛苦与死亡，但是他们无法通过良好的行为或者虔诚的祭祀来满足上天，借以躲避灾难。这样，西王母就成为一个可作为替代的最高神，她向大众开放，能拯救那些呼喊她的人。就这样，她成为道教神祠中的重要神灵，等同于佛教神祠中的佛祖和菩萨。不仅如此，对于西王母狂热崇拜的仪式还有一些特点，如向往长生不老，追求在神奇旅程中穿越时空，对充满神力的护身符的运用，灵魂出窍和入定等，这些特点和古代中国萨满教的实践特征颇为相似，它们后来都成为道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王母信仰可以被看作原道教运动，是中国制度化宗教的直接祖先。西王母后来被列入道教神序列中，在道教徒和一般民众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P193

因此，开始于2世纪的道教最初是期待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大反叛，但是到了6世纪早期，它已经转变为哲学化的宗教，迎合精英的世界观与国家的需求。在北方，它得到国家的直接支持，有道观和遵从道规的道士。在南方，它在精英间流行，其形式是在师徒之间传授神圣的经典，信徒中有很多是皇室成员，甚至有皇帝。7世纪早期，唐朝建立，皇室声称其为老子的后裔，将道教奉为国家最高宗教，官方的道教宫观与道士遍布每个主要的城市之中。P198

有组织的道教以一种流行运动开始，以成为国家宗教组织而结束，佛教却沿袭了相反的轨迹。它随着精英进入中国，却成为大众的宗教。中亚的商人与从海上而来、到达江苏的贸易者率先将新的宗教带人中国。我们不知道佛教被引入中国的确切时间，但是第一个关于佛教的文字记录是在公元 65 年，在皇帝的某位兄弟的照顾下，建立起了佛教僧侣的社区。这个文本将皇帝的这位兄弟对佛教的崇拜与他对黄老的崇拜联系起来。在汉代的墓葬中，一个与老子密切相关的道教神通常会与佛陀在一起，佛陀有时取代了西王母的位置。166 年，皇帝自己也开始信佛，此时佛教还与对老子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这个模式表明佛陀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被视为另一个道教神的，就如同西王母，也居住在西方，保佑那些信仰他的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佛陀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人物，对他的崇拜多是为了寻求平安或好运，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哲学真理的导师。一些外国僧侣定居在东汉的都城，并且开始艰难的翻译佛经工作。只有在南北朝，佛教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及教义信条才被中国的精英所承认与欣赏。3世纪早期，对形而上学进行的探究与战国时代道家经典《庄子》联系在一起。许多参与“清谈”的人同样对“无”进行探究，他们的话语围绕着言与意、一与多、有与无展开。佛教的心理阐释与形而上学的专有词汇直接被应用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因此，佛教僧侣开始参与到中国精英的争论与言谈中。特别是在317 年晋室南渡之后，豪门土族的子弟在佛教中寻求引导或者成为僧侣，以增进他们的论辩技巧。杰出的僧侣——比如支遁——成为东晋朝廷清谈圈中的指明灯，他写作抒情诗赋、演练书法，并将对佛教的研究与对庄子的评论联系起来，试图调和佛教教义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与此同时，在北方，一些由胡族建立的国家也吸纳了佛教，有时是因为它是非汉人知识分子的信仰，有时是因为佛教僧侣能够制造神迹，佛图澄就在石勒统治的后赵王朝中效力。因为与中亚佛教发生联系，这些国家引入了新的观念，并且鼓励将大多数的佛教经典翻译为更加流利的汉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鸠摩罗什，401 年，他从敦煌被带入苻坚统治下的长安。其他的僧侣，著名者如慧远，引入了其他新的实践活动，比如对阿弥陀佛的崇拜。阿弥陀佛承诺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佛像或念他的佛号的人都能够在他的西天“净土”中得到重生。僧侣们需要精神上的修炼，还需要控制吐纳，与之相比，这种虔诚的做法对底层人民来说非常容易。因此，诵念阿弥陀佛的佛号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宗教习俗之一。P199

大乘佛教（众多佛教流派中唯一流传到中国的一支）的目标是将众生从轮回中拯救出去，菩萨得道后并不涅槃，而是留在世间，直到度化完众生。在正式地发下菩萨誓后，南朝的统治者不仅表达他们信奉佛教之意，还借此稳固他们作为救世主与救星的地位。这使得皇帝本来就神圣的位置更增“转轮王”或宇宙主宰的光辉。因此皇帝借用佛教的术语来表现新复兴了的皇权，也以此表现他们对王朝与人民所积累的功德。P200

在北方，国家对佛教的支持与对其更有力的监管联系在一起。国家干涉佛教寺庙秩序的第一次行动发生在4世纪晚期，当时北魏统治者任命了僧官。那时南方的僧侣已经获得了沙门不敬王者的特权，北方僧官的设置则相反，北魏提出皇帝事实上是佛的化身，故所有的僧侣都应该向他致敬。北魏统治者视己为佛的身份认同感，可能源于许多居住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的信念，即统治者是神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北魏王朝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如同南方王朝借佛教增加自己的精神控制权一样，宣称成佛再次增加了已经够强大的中国天子的权力。

北魏的第三任皇帝信仰道教并试图压制佛教，经过此一短暂的间隔，后来北魏皇室又恢复了以信仰佛教作为标识的统治家族身份。P201

对雕像力量的信仰还有更多的证据，都来自云冈和龙门石窟中的佛像题记与绘画。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是北魏两个伟大的佛教石窟。（图21）除了皇族、官员与僧侣的题记外，那里还有无数个由宗教社会和信众团体募捐雕像、以此获得功德的例子。这些题记揭示了佛教对于都城居民的意义。对他们来讲，看破现实的哲学观念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对能拯救众生的怜悯之神的虔诚信仰，这能够使他们脱离苦海，并将他们送到一个得到救赎的幸福世界中。大多数题记提供了公式化的、为王朝祈祷的词句，但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父母能够得到超度并在极乐世界中重生。其他一些题记表达了获得功德以在阿弥陀佛的世界中重生的愿望，这些题记要么感谢佛陀来实现他们的愿望（比如生个儿子或从疾病中康复），要么为物质利益许愿。简单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佛陀继续扮演他在汉墓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西王母一样，是一个拯救受难之人的慈爱的神。

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题记主要体现了朝廷的利益，其次体现了那些城市精英的利益。虔诚的平民百姓的利益在数量众多的石碑与雕像题记上表达，这些石碑和雕像都是由农村的信众社邑集资购买。这些题记表明调动佛陀与菩萨力量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个人幸福、亲戚健康，以及死去的亲人能得到超度和往生。，28‘它们同样列出了捐献者的名单，有女人，还有起关键领导作用的和尚与尼姑，这些和尚和尼姑在农村传播信仰。许多题记表明，石碑是由和尚雇用正在旅行中的工匠所建，或者是从城市作坊中购买已经制作好了的。后一种情况，工匠会留下空白，以便刻写捐助者的名单与他们的愿望。一些石碑上也会有一些装饰物，对所描绘的场景进行标识，因此这也是一个教育模型。最后，还有一些文献常常就是石碑题记本身，确定着可以与之相伴进行的各种仪式。P204

尽管道教与佛教来源不同，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它们却经常能交融在一起。这两种宗教都规定了宗教专家，建立了住宅机构，编制规范的经文，并阐释了其神学系统。这些都是互相借鉴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佛教为完全成熟的道教体制及其实践提供范式。这两种信仰中发展出可观的常用词汇，所涉及的事物包括信众组织，佛教和道教的雕像，以及在雕塑与绘画中佛、道神灵的联合。某些铭文认为佛教是“授人以道”，反过来也可以说道教是“授人以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信仰都参与到这一时期主要的几个文化发展中，最显著的是末世论与轮回信念。这个时代出现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末世论教义，即世界或世界秩序即将毁灭，随后将诞生一个由信徒控制的新的、纯洁的世界。这种观念源于汉末道教徒起义时的末世论与南方世家大族中的道教徒所设想的蛻变了的神启。与此同时，迫在眉睫、世界毁灭的大灾难观念也在佛教中凸显出来。所有世界终将灭亡的观念是标准的佛教主题，但是在3世纪的中国，它是与标志着世界末日的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火灾和水灾。在4世纪与5世纪，这种联系在佛教传统中变得更加广泛。P206

除了末世论，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共有的第二个主要概念是转世，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更为重要。这个观念虽然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但是它逐渐被各种道教思想所吸收，因此有利于被整个中国社会广泛接受。(42)l中国人对转世观念的全面接受，源自4世纪末期道教的灵宝派，它的出现是道教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灵宝派的学说中，佛教概念和术语成为道教文献中重要且持久的元素，这使得一些学者简单地将这一传统看作对佛教的直接采纳。H3）然而，灵宝经典中对转世轮回观念的论述是针对佛教教义的矛盾而形成的，在这一矛盾中突出了生与死的紧张关系。P208

佛教的兴起及其与道教的相互作用，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宗教宇宙观的几个特征。首先，汉代意象比较模糊的死后世界被更为形象、更具体的一层又一层的天堂和地狱所取代；引入了恶鬼道（因为有罪而被惩罚不能享用牺牲祭祀品）的信念，还出现了新类型的恶魔，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其次，它也从根本上将灵魂世界道德化，很少有证据表明汉代人相信地下世界的奖励与惩罚，最常见的操作原则似乎是，被埋葬的人在地下世界所受到的待遇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对应，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礼而不是作风。然而，佛教的一个简单化的愿景就是因果报应，人的现世行为会决定他死后是过得更好还是更坏，会上天堂还是会下地狱，这在南北朝时期及之后的时代成为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看法。与此相关的是第三个主要的变化：佛教在中国的丧葬礼仪与节日中成为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它要超度死者。佛教礼仪能带来僧侣与佛陀的精神力量，将祖先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并且让他们尽快在净土中重生。

尽管北周统治者在51174 年到 578 年之间灭佛，但佛教在隋朝成为主要的国家宗教。这个王朝的创始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将自己的崛起归功于佛陀，并创制国家佛教的一整套仪轨。这些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得到发展：皇帝的菩萨戒，建立国家寺庙并赐予产业，僧侣的度牒，赞助读经，向佛教定期捐献，等等。他同样修建了一百多座佛塔来保存舍利，希望能以此为他的王朝积累功德并能使之长存。

然而，隋文帝的祈祷没有得到应答，隋朝在他儿子统治时期便灭亡了。继之而兴的唐朝，在礼仪上给予道教优先权。尽管它继续支持佛教寺院，但国家资助佛教的鼎盛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样，大唐帝国时期是佛教作为中国社会哲学力量的最高峰，佛教将其宇宙观传播到寻常百姓中。它的因果报应观念、极乐世界与地狱观念、节日超度的观念，还有它的慈悲的神，都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P209

中国宗教对荒野之地征服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城隍信仰的出现。但有一个例外，最早这种信仰是在长江流域或南方的几个地方流行，即便晚一些，当城隍已经广泛普及，超过2/3的例子仍然来自南方。I54’在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例子中，从5世纪中期到 8世纪，城隍神是有姓名的人，通常是获得军事成就者或者修建城墙有功者。这种反复的归功强化了城隍作为“城墙与护城河”保护神的身份，其身份的本质是保护人民、维护秩序。在南朝的一些例子中，城隍同样是因修建水库、建立灌溉系统、开放荒地而得到崇信的。城隍毫无例外都是凡人，他们因安民或善于教化而得到供奉。一些城隍是自战国时代到汉朝建立这段时期的历史人物，另外一些则是不出名的当地人物，他们的成就主要出现在隋朝或唐朝。P212

这些鬼魅、土地神、动物精怪最终都要被善良的城隍收服。城隍是帝国官僚的同盟，一旦他失败了，还要受到官僚们的惩罚。城隍代表了地方宗教的归顺与道德化，这场正统宗教的胜利部分体现了精英规范、帝国文化的一种延展，它们开始进入边缘地区与山区，此前，这些地区是难以进入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精英能够控制新兴的城市阶层所支持的观念，朝廷也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一种代表神圣力量的形象。P213

南北朝时期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这为文学创作打开了新的自主空间。同时出现的有诗歌与清谈的结集、制度化的宗教、寺院与城市园林、山上的别墅与隐士的岩穴，这些文人创造了一个更加自主的“美学”空间，它不再是以宣扬道德为主的经典、哲学与史书编撰的附庸。这片书写与意象的新领域通过“玄学”的兴起在知识文化界占据了一席之地。P214

除了不断强调否定性或虚无的终极优先性，王弼还断言孔子是比老子更伟大的贤者。这一立场，再加上他所坚持的单一统治者的必要性，使现代学者认为王弼是一个保守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儒者”（儒家不断发展，到这一时期任何试图把所有从前思想融合在一起的派别都会被归为儒家学说）。然而，对王弼而言，孔子之所以高出一筹，是因为他能“体”无，而老子只是“言”无。因此，王弼哲学最重要之处在于他坚持无的绝对优先性，并否定语言表达终极事物的可能性。王弼批评“名教”，即汉代儒学的经典价值观，因为“名”无法抓住存在的本质，表达社会地位的名更是在利用一致性。唯一有用的名，它本源于自然，并成为圣人的成就。P217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