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六）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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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象也像王弼一样，以玄作为事物的起源来论证政治秩序，其他的作者和政治家们也为了不同的目的运用着同样的自然理念。竹林七贤和那些仿学他们的人，在激进个人主义的名义下，以自然来反对部分或全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玄学所阐释的自然自发的观念，被美学家和业余爱好者所使用，他们要么因此证明归隐去实现自我的生活是合理的，要么以其在精神和价值上的优越性来独占朝廷官职。R15J对艺术的自由追求得以逐渐发展，主要还是因为“自然而成”这种价值不断为众人认可。在万事万物自生的世界里，每个活动或事物都不需要迎合天或国家的单一来源价值观来证明自身。P218

在解读曹植的诗歌时，通常都是从他与兄长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导致他早逝的失败的政治生涯来入手的。因此，对曹植诗赋的评价与对他个人品性的判断融合在一起。I2刁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对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性进行判断的一种阻碍。但是，它同样表明了曹植获得成功的本质所在。曹植是中国最早的抒情诗人之一，以前的诗人都是匿名的，这些诗人却将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当作诗歌的核心。在创作悲剧性自我的过程中，曹植的多面个性都融入了诗歌之中，他也成为中国抒情诗基本预想的一个先例，随后被解读为面对实际体验时能有一种后天培养出的敏感，并如实将此回应表达出来。(23)中国读者通过曹植的传记理解他的诗歌，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新体诗，曹植是其首个典范。

曹植运用多种形式把自我与诗歌融合在一起，这些都成了中国抒情诗的特点。他与圈子里的其他诗人改造了汉朝的“旧诗”，创造了“表现与回应的新诗歌”( poetry of presentation and reply)。这清楚地表明诗歌扮演了社会交流的角色。在“旧诗”里，作者描写了一些标准的场景——喧闹的街道、孤独的台阁——随后陈述由此引起的感受，在“表现诗歌”中，曹植先描写了自己所目击的场景，将其与朋友所受的困苦联系起来，随后给予安慰或詰励。

细节的描述，通常构成了诗歌的主要部分，它传达出这样一种感觉，即作者见证了最初的场景，并对此进行反思，然后向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感受，这样就使得作者与诗歌紧密联系起来。在曹植的手中，诗歌除了是诗人个人体验和内心感受的反映，也变成谈话的一种形式。在他大多数朋友离开人世、自己也因政事被流放之后，曹植基本上彻底放弃了“表现与反应”的写作风格。他最长的也是最后一首以此形式创作的诗歌非常详尽地描述了离别的伤怀、旅途的痛苦，以及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如何渗透到周围景物的方方面面当中。P221

陆机是最早将情感看作诗歌中心的作家之一。在对文体的分类中，陆机写道：“诗缘情而绮丽。”在这里，他以更广泛、更多变的“情”取代了儒家传统经典中宣扬并已极度道德化的“志”。这也使他坚持认为诗歌就应该用来描写感官和肉体所体验到的美好。I41‘随后，许多诗人都认为情感表达是诗歌最重要的功用，其中就包括6世纪早期的评论家钟嵘和刘勰。这种前所未有的、对情感表达的偏好，标志着诗歌不再被当作一种有效的、向公众喊话的工具，而成为表达诗人内在情感的一种方式。

陆机的另一个主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诗人所激发出的情感是对这个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一种回应。因此，诗人应该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之后，他应该：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43)

这里，诗人的心灵与一年四季相契合，他的感觉也随着每个季节出现的不同事物而起起落落。P227

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逐渐兴起，也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对独立自治的美学世界的向往。早在战国时代，书法就是获得官职的必备技能。汉代时，不同的书法风格有不同的功用，在汉朝的前三个世纪里，书法对学者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甚至相反，书法时常与令人厌烦的小官员或“吏”联系在一起，这些官员任意修改法律文书以使自己或直属上级获益，他们挥动着）J笔，污蔑那些高贵大方的灵魂。甚至在书法已经成为文人的艺术形式之后，它仍然与有辱人格的职位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和《颜氏家训》的训诫都谈到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将面对上级领导和朋友们不断的索求，这等同于被当作仆从甚至是劳役。

书法第一次作为精英自我表达的方式并与个性相连，是同蔡邕( 132-192)有关。蔡邕是一个著名诗人、音乐家和散文家，他是第一个以上乘书法作品获得名望的人。因为他把流畅自如的文笔和精湛的书法结合在了一起，便接到很多请求，希望由他来创作墓志并将之写于石碑之上，然后再由雕刻师把碑文雕刻出来。171 年，蔡邕校书东观，他以同样的技法将五经的权威版本刻写于石碑之上。P233

书法成为文人的艺术，部分是因为汉朝时行书与草书的发展。这使得用笔更加自由，书法的线条成为书写者身体动作的一种直接延展。如此一来，字迹就成为一个人的延展。这一点在写草书的时候特别明显，它开始于一种流动的、简洁的书写，下笔可以很快，但随后演化为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艺术形式，让每个书写者都能够发展他或者她自己的风格。P234

“伪造”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人们认为书法作品是有价值的。在一则逸事中，王羲之都没有一眼认出来面前摆着的是仿照自己作品而造的赝品，这表明即便是那些与“原作”无法用肉眼区分的书作，也会被看作假货。这意味着在鉴定评析书法作品时，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们认为书法作品是其作者个性的一种延展，书法作品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与写作者本人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手中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书法是如何由一种单纯的文书技能发展成一种高雅的艺术的。书法中的线条展现着书写者高贵的精神品质。书法作品能够展现精神气质，这也说明了为何《世说新语》会对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甚至其人格品性进行如此诗意的叙述，也说明了为何王羲之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作品能有如此高的价值。P235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之后，中国于589 年由短命的隋朝完成统一，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 618- 907)。自汉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隋唐王朝又重新对其实施统一的皇权统治。虽然隋唐王朝自称是汉室的正统后人，但是隋唐王朝所颁布的很多律令以及行事规范都沿袭了“胡人”先辈的传统，这些“胡人”先辈指的是公元 5、6世纪统治着中国北方的魏、周与齐。

沿袭的南北朝的制度包括：均田制，即最后的对国有土地进行规范的制度；府兵，即世袭军衔的最后一种形式；征收粮食税和布税；国家支持的制度化的道教与佛教；与自汉代出现的、东方与南方更加偏远疆域的正常外交关系；非汉族可参与朝堂政事，因为隋唐两朝的皇室均与汉人以外的民族有大量的通婚。

主要的创新包括：废除帮助半世袭贵族崛起的以推举制为主的九品中正制；把长安和洛阳建造成别出心裁的都城；将拥有全境近40W0人口的中国南方并入帝国；创立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它既巩固了前几个世纪所发展的关系，也开启了帝国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对外关系模式。P240

隋朝开始尝试引入一种新的科考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以后成为出仕的主要途径。587 年，隋文帝下令，诸州应向中央岁贡三人，选拔人才所看重的应该是候选人的才华以及对经典的熟悉程度，选拔似乎是以地方考试的形式来进行的。隋文帝在60 1 年大规模地取缔了地方的学堂，同时又在诸州中分发佛教舍利。他的继承人隋炀帝（605- 618 年在位）重新开设学校，并引入进士科，进士成为唐朝以及之后各代最高等的学位。除了地方与诸州的学校，晋朝及北魏时期还在都城设立了三个学院。零散的文字资料显示，各校学生先要通过地方组织的口试，再去参加自己所报政府机构组织的笔试。

长安城东南，地处渭河河谷。（地图13）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汉长安古城已经衰落，但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还是让之前的很多统治者把这里当作安全的大本营。它之前当过西北好几个短命王朝的都城，其中就包括北周。隋朝创始人本人也是最先在这里夺权。通过选择这里建立新的都城，隋朝明确地将他们统一中国的壮举与继承汉室联系在一起，汉朝是上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统治大一统的中国的王朝。P243

隋朝最重要的创新体现在对水运的重视上，第一条大运河的修建为大宗商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高船运提供了便利。这一庞大工程旨在通过促进人员与货物的大规模流动，使中国两大河流流经的地区能够结合到一起。这两个地区已经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粮食就可以从南方运到北方，因为南方现在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北方则通过不断征战与军事统治，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大运河的修建通常被归功于隋炀帝，但实际上584 年的时候，隋炀帝的父皇隋文帝就已经开始了这项连接新老运河及水路的工程。隋文帝决定重建汉朝就有的一条运河（称为广通渠）。广通渠与渭河平行，渭河容易产生淤积并且水位会季节性地变浅。广通渠的开凿使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能够从东部更加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运向人口拥挤的关中京畿地区。（地图15）运河的第二个分支通济渠连接了洛阳与淮河，然后通过一条以前就存在的旧河道（称为邗沟）在江都（今扬州）附近汇入长江，这一工程开始于隋炀帝统治下的605 年。大运河的第三部分，基本上遵循古运河的航线，从京口（今镇江）附近的长江流域出发，沿着江南运河抵达杭州湾尽头的余杭镇。京城几个主要的粮仓以及设在运河沿岸的粮仓都可以用来存储和转运粮食。

大运河的最后一部分开始于608 年，从洛阳 附近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出发，向东北开凿到今天的北京附近。这是大运河中唯一需要进行大量新的开凿工作的一部分。‘’，它使得东北能够与中部平原相连接，从而也和南方连接起来，这样就通过水道将中国的所有地方连接起来。它为对高句丽《朝鲜》的军事远征提供了后勤补给，但这场毁灭性的远征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P247

然而，当隋炀帝与臣服的东突厥统治者在607 年进行会面时，他遇见了一个来自高句丽的使团。因为担心这两个潜在的北方敌人会结成同盟，隋朝发令要求高句丽正式臣服于中华帝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隋炀帝等到 609 年大运河的东北分支完工，随后组建军队，于初夏时征讨高句丽。但中国军队被沿着辽河的一系列坚固城池所阻挡，夏末雨季的到来也使其无法进一步向前进军。

613 年的第二次远征激起隋帝国境内许多遭受洪灾的地区发动叛乱，这次征战因为在洛阳不远处爆发的起义大军而被迫中断。坚持远征似乎已成为隋炀帝的个人情结，于是他在614 年又发动第三次远征，尽管这个时候国内已经因公开的叛乱而四分五裂。隋炀帝与他的军队抵达高旬丽的首都，从高句丽王那里得到投降臣服的承诺。当这个承诺没有被兑现时，皇帝下令发动另一场远征，但是这个时候，全中国都陷入了公开的叛乱之中，没有军队响应皇帝的号召。国家崩溃，陷入内战，皇帝逃到了他心爱的南方。618 年，他在江都被他所青睐的将军的儿子谋杀。尽管他也取得了真正的成就，但在历史的记载中，隋炀帝依然是一个残暴狂妄、毁灭自己王朝的暴君。

隋炀帝的垮台与随之而来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隋炀帝性格的缺陷，但见微知著，这也预示了帝国晚期社会基本架构所导致的一些矛盾。隋炀帝愿意遵循对突厥分而治之的经典战略，但又毫无理由地坚持对朝鲜北部进行实质上的征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游牧民仍保留着异质性，而定居族群则应当被囊括在中国领域之内。然而，东北的各个民族同样具有这种心理和品性，已在中国北方建立过燕、魏、周、齐等国，并且在后来一再抵制中国将其纳入版图之内的尝试。因此，帝国晚期能够征服中国全境或者大部分地区的那几个朝代一辽、金、清——都起源于东北。这些族群与中华帝国之间的紧张军事关系致使靠近东北边境的北京成为最首要的帝国都城。

隋炀帝在不知不觉中为后世地处东北的政治中心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并认为他所统治的帝国最关键的就是要对那些区域进行直接的统治。他将自己的都城设置在运河与河流的交汇点洛阳，但明显他更喜欢繁华的、发展更先进的长江下游的生活，他在那里越待越久。他拒绝把在战略上具有更安全位置的大兴城当作都城，而大兴城是关中地区的中心，还是北周与隋朝统治精英的地方基础。隋炀帝不仅拒绝在旧的都城居住，他还从长江流域选拔人才任命为掌握此地实权的重臣，也是朝廷中的最高官职。隋朝末期，国家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官员们催促隋炀帝撤退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这里有他最好的将军与最忠诚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拒绝了，并选择了江都，在这里面对命中注定的失败与死亡。

尽管隋炀帝对南方的依赖主要基于个人情感，长江流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确实成了中国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隋炀帝个人与政治上的悲剧，这种对军事征服东北的执着租对南方个人生活的痴迷，造成了他整个人的一种分裂，这从小处体现了帝制中国晚期在地理布局方面产生的矛盾，疆域被划分为军事占主导的北方与经济、文化占主导的南方。然而，在隋朝的悲剧与帝制中国晚期基本元素的出现之间，唐朝复杂多变的历史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P250”

吴砺

20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