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八达岭长城（四）

吴砺

                          重游八达岭长城（四）

                           （六）

美国人阿瑟·沃尔德隆1988年所著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 金鑫荣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一书，真称得上是“一部才华横溢，可读性极强的作品。” 它阐述了长城意义的转变过程，可称是长城研究的经典之作。

中国中央台拍的长城系列有三大系列，（过去三十多年中）一个长达194集（每集42分钟），另外一个十二集，一个十集，各大约十小时左右，可是我在看到《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88年）讨论长城后，恕我直言，两者之间对长城认知，实在是有较大的水平差距，这是众多民间长城业余研究爱好者与科班出身剑桥历史博土之间差距。下面这本书摘录：

  “虽然长城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对秦长城的筑城历史缺乏准确的了解。我们通常提到的证据问题和阐释问题一直使人寝食难安。即便在如今，尽管人们在分析原始资料时已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对于秦朝到底做了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并不能形成统一的看法。然而，我们如何认定秦朝的工程，对于我们阐释接下来的一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我们必须认真地、刻意地去探索。P020

甚至连相信秦朝建筑了宏伟长城的历史学家也因中国历史记录上这种信息的匮乏而感到困惑不已。博德教授称书面证明资料“随意、简单到了极致，”而乔纳森·弗莱尔则评论说，“司马迁[对待]修筑长城就像对待夏天的野餐一样。”P023

这种城墙建造起来很快，征用士兵和劳役一两个季节即可完成。有篇文章说，一个人一个月可建18英尺这样的城墙。②而且，他们使用不同的材料。奥瑞尔·斯泰恩爵士于1906 年在甘肃西部玉门地区汉要塞附近发现的汉代长城由成捆的树枝和黏土、砾石筑成，6英尺多厚的树枝夹上稍薄一些的黏土和砾石。③分层夯实的黏土是最常见的，石块也用得较多，譬如，在据说是秦长城的张家口以北的城墙上就是这样。④这样粗糙而速成的建筑很容易坍塌。在汉代，人们提出放弃边界防御工事，与匈奴和平共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防御工事如不坚持维护就会坍塌。⑤明代早期，用传统方法土筑的城墙在经历了几十年后消失，不得不重建。明朝资料中有大量的官员备忘录说明了这一点。⑥如今人们参观的长城，无论是用石块建筑还是以石块贴面的城墙，都只能追溯到 16世纪，而且这些哪怕是小段的长城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P034

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修筑城墙的分析将会以两个观点作为起点。第一，汉人诸国修筑边界城墙主要旨在对付游牧民族的攻击；第二，这种边界城墙的修筑有较大的偶然性，而不应该当做代表了汉人一贯的政策，或者说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许多学者对这些好像无伤大雅的主张似乎持有不同的观点。P039

为了达到理解长城的目的，最有益的起点可能并不是相信中国文化的经久不变，而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内部的不连贯性。它是由中国文化界认同的北方边境真正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的到来而产生的，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创造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中华帝国并奠定了统一的基本文化方向的早期诸侯国——夏、商、周在游牧民族出现之前都已经存在了。这些诸侯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境界，但是，正如最近研究争论的那样，那种统一并不是基于军事力量和官僚政治的高压，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惯例。③在军事力量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文化领域，产生了大多数经典作品，指导着后代学者。这些文本反过来诠释了一种统治理论，这种理论反映了创造出这些文本的世界的价值，强调有效统治的基础不是军事力量而是文化和美德。这样的观点在对付中国边境地区早期“蛮夷”时十分有效。但是，它们对于新出现的游牧民族的问题就力不从心了。

真正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的到来向这个帝国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挑战。我们应当着重提出的是，早期的“蛮夷”或多或少地居住在较为固定的区域，实际上常常与汉人混居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背上的游牧民居住在草原上，流动性特别大。他们能够骑马迅速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选择何时何地发起进攻。他们依靠快速机动能力，几乎总能集中优势兵力来对抗汉人，而后者移动缓慢的大军不得不散开在漫长的线性区域。此外，游牧民族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汉族诸侯国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在汉人世界内稳步扩张时使用过而且被证明十分有效的方法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既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也无法逐渐地将他们合并。因此，传统的汉语教材无法提供任何指导性意见。大多数课本甚至都不包括被用来指称和区别马背上游牧民的“胡”这个字。①这样，始于公元前 221 年秦国创造出统一的中华帝国之前的几百年，几乎直到 19世纪，汉人诸侯国遭遇到游牧民族无情的挑战。在此期间，如何对付游牧民族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主旋律。

对挑战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其基本原理来自游牧民族到来之前的早期经典教材上一种定义明确却不太现实的观点；另一种比较现实一些，反映了在对付游牧民族时的一种真实但未成文的经验，最重要的观点中的许多内容都无法与前者的理性框架相比。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文化的深层体系及其思想在有效对付影响到自身咏囈存在的主要威胁时发生亍困难。

威胁是由一代代游牧民族造成的。我们听说过，在中国统一之前有“轩辕”，而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 2世纪，秦朝和汉朝不断与匈奴发生战争。在后来分裂的阶段，中国北方目睹了一系列诸侯国的崛起和衰落，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融人了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因素，到中国统一的第二阶段时达到顶点。在第6和第7世纪，突厥人建立的帝国在大草原上崛起。它的历史与隋朝和唐朝历史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12和13世纪，蒙古游牧民族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了全中国。最终推翻元朝的明朝面临了来自草原几乎不间断的挑战，首先是蒙古族，接着，在16世纪末是满族。后者是一个具有部分游牧成分的民族，它于1644 年推翻了明朝，建立起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P043

城墙是对付这个问题的一条可行的途径，受到了有些朝代的青睐：秦朝、汉朝、北齐、隋朝和唐朝都是著名的城墙修筑者，唐朝尤为特别。然而，城墙并不是惟一甚至是特别的权宜之计。其他策略有用武力分割或征服游牧民的企图，或者通过外交关系、和亲和经济援助等方式与其和平共处的努力。但是，这些策略没有一项证明完全令人满意。外交关系和贸易通商会被批评为令人感到屈辱并且代价昂贵，进攻性战争既耗费钱财又有极大风险，而修筑城墙耗费了大量财力又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没有多大效用。同样重要的是，修筑城墙在试图将一些民族和领土排除在外的时候，与中国文化的普遍倾向发生了冲突。P043

像其他定居者一样，汉人没有任何可靠的军事手段来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胁。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抗拒游牧民族是困难的。汉人养马业并不兴旺，农民去当骑兵也不胜任。专门豢养军队又开销太大，而且也无法保证能打胜仗。而且，防御也不是一种十分令人满意的选项。在机动性很强、能够在任意的时间和地点快速聚集起大量人马的敌人面前，企图控制住一个绵长的区域是徒劳无益的。比较现实的是，人们必须要问，是否存在着军事手段以外的其他方法来控制游牧民族的威胁？定居者们有没有可能利用游牧民的需要来充当起杠杆作用？有没有办法将游牧民团体引入某种政治制度之中？一个定居者的社会是否可以指望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至少将与游牧民族的对抗减少到一种互相容忍、相互竞争的程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排外和筑城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修筑城墙就是一种没有必要，浪费钱财、甚至具有挑衅性质的政策选择。古代中国作家们辩论这些问题，现代人类学家们则继续这样的辩论。P046

在现代，人们对游牧民族攻击定居社会也提出了其他诠释。④这些诠释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强调生态因素：草原上人口过密，或者说土地逐渐荒芜，造成可用草料衰减。第二类从经济原因来解释恶意对抗。持有这种观点者认为，游牧民族受到定居者团体的排斥，无法进行贸易，无法获得补充他们那有限的游牧经济的低水平生产力所需要的物资。另一个版本说，游牧民无法处理他们剩余的牛羊产品。第三类较多出于政治和心理因素考虑：不将侵掠当做经济或生态决定的论据，而是当做促进上层部落联盟形成的一种活动，雄心勃勃的领袖能够用来奖赏追随者、确保其忠诚的一种工具。在这几种解释中，惟有这种选择有些模棱两可。P047

有关游牧民族和定居者的关系事实对于理解中国军事政策的困境至关重要。它们使两个事实昭示天下。第一，中国有组织诸侯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至少会引发军事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作为反应，不久就会有游牧民族诸侯国出现，为的是充分利用这种状况。然而，第二，这种掠夺性的剥削是可以控制的，不需要采用长期战争的形式。最近的人类学家概括了一种所谓游牧民族“外疆政策”的成分。这是对付汉人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迫使汉人同意提供补贴，作为回报，他们将放弃恶意对抗。①这就意味着，在定居社会能够并愿意满足游牧民族要求的条件下，战争威胁可以避免，或者说至少规模会得到限制。但是，在汉人看来，成功实现这样的控制所需要采用的措施又常常与基本文化准则相冲突，结果又很难维持。

中国城墙修筑的模式就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纵览中国历史，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最初对游牧民采取迁就的姿态，满足他们的许多基本要求，后来逐渐出现了一种较为不妥协的态度，那样往往会引起恶意对抗。当游牧民族失去了更多的作为应对危险方式的迁就时，汉人选择的余地就大大降低，他们要么努力地征服游牧民，要么就抵御他们或将他们排除在外。由于进攻性战争极其危险，所以在这个循环中，最终的选择通常是修筑城墙。当然，城墙需要修到足以切断游牧民族才能解决问题，然而，这只能使问题恶化，促使游牧民族组织起更强大的联盟来向汉人发起进攻。

许多中国军事家对这个过程颇有了解，因此自然倾向给予游牧民族较多的迁就，尽管他们在呼吁，但是，城墙修筑等违反生产力的措施还是被采用了。要认识个中原因，需要将目光越过边界和驻扎在那里的土兵，去透视民间政策，特别是决定政策的基本文化倾向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普及的中国人的信仰早在游牧民族出现之前就牢固地建立了，这些信仰并没有提供一个文化构架来对付各方面都迥然不同的游牧民族。此外，它们无法提供促使游牧民族和定居社会关系顺畅发展所需要的平等互惠条件。这些概念出现在——或者说置于中国人道德观念和文化自我定位的核心。结果，当迁就被当做一种策略来实施时，它就无法在不损害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被合法地提到战略的高度。理性的边界政策因而只能由既懂得其真谛又拥有私人权力的个人来实施，通常这个人是皇帝或者是具有极大权力的宰相。政策实施的可能性最终取决于政治，正如我们对明朝情况分析所展示的那样。但是，明朝在中国边界政策的发展中出现得比较迟。要理解其经验，就需要检查它所汲取经验的前朝的边界政策。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华帝国晚期官员都可能至少像现代最博学的人类学家一样多地掌握了汉人与游牧民族关系的相关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可能被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和理解。中国政策决定的背景与一系列事件息息相关，常常由一个名字或醒目的标语来确定，并且以不同的选项及其优缺点来作例证。将这一切囊括其中的乃是一种对这种普遍关系所作的基本陈腐的道德理解。P050

然而，这些早期进攻战经证明是无效的。秦始皇的那些进攻战雄心最大，在他于公元前210 年死后，匈奴却要求归还他们的领土。数百年的战争表明，进攻性战争并不十分有效，而且可能会冒很大风险。后一点在汉朝很早时候就被人们所认识，那时的皇朝奠基者高祖（公元前202-195 年在位）决定效仿他的前辈去摧毁游牧民族。公元前 200 年，他遭遇了几乎灾难性的打击，匈奴在今山西大同（古称平城）附近白登山包围了他和他的军队。这场围攻持续了7天后高祖才得以脱身，后来放弃了这场战役。①汉朝直到公元前 1 33 年再没有发动过进攻战。

汉人意识到，游牧民族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打败。这就导致了汉人制定政策，或仅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或采用经济外交手段辅之以军事手段来设法控制威胁。汉朝在公元前 2世纪前半部分一直运用这种方法。P052

贾谊之类的批评以及人们感觉到既然汉朝已经强大，无需再对匈奴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这就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公元前 133年，汉人又开始了一系列进攻战。那一年，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 年在位）发动一系列战役，旨在翼侧包围并最终打败匈奴，先将他们赶人西北的鄂尔多斯和黄河河套地区，后来，更加雄心勃勃地要将他们沿着甘肃走廊赶出去，赶进塔里木盆地。①在汉人的支持下，汉武帝的战役企图实现匈奴已经做过的事情：将草原及其人民组织起来，纳入一个经济和政治都很和谐的社会结构之中。实践证明，他们过于野心勃勃，其企图超出了王朝的经济支持能力。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些战役。正如“和亲”成为了绥靖政策的同义词一样，汉武帝的战役成了黩武和徒劳追求荣耀的笑柄，因为不断拉长的战争逐渐耗空了国库，这就是“穷兵黩武”。P055

吴砺

20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