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春秋战国年（一）

三河渔父 · 发表于 2009-8-5 12:48:19

“家”字出现很早，甲骨文已有此字，而且演变到今天，字形上都无大的变化，谓为自古而然一点也不为过。
“家”的最早意义抑或本义为何，说者是很有分歧的，有说“家庭”，与现代的“家”同义；也有从字的结构出发，又是会意字，便认为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多在屋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人家的标志，所以释为“屋内、住所”。后一种说法让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出土文物汉代的陶屋模型，那里面好像是有过猪的。按东汉人许慎的说法，“家，居也”；“居”是什么？“居，蹲也”；“蹲”呢？“踞也”。“踞”是上古社会的一种坐姿，犹如曲腿蹲坐在地上。若依《说文解字》的讲法，古代的“家”和我们观念中的“家”似乎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家”是什么？这个问题且留给专家们去继续解决吧。我只想说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旧的生产关系日趋衰败，新的势力对于战胜传统的制度越来越充满信心，围绕着奴隶制度究竟要不要打破这个大是大非的时代命题，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争鸣。正是从这样的争鸣中，让我窥见了这个时代的“家”的本相。
第一个要提到的自然是孔子。孔子是个十分注重表述准确度的人，在他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可以肯定，他对“家”的拿捏是绝对可以相信的。《论语》提到“家”的地方不是很多，但还是有几处的，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公冶长》）；“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这些“家”所指的都是士大夫之家，也即古代汉语教材中所说的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跟“国”相对。孔子自己有没有“家”？他所属的阶层有没有“家”？在他下面的阶层该不该有家？这些问题，由孔子亲口而出的只发现一处，还有些语焉不详。《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话似在告诫比他地位高的执政者、管理阶层的，“邦”、“家”相对，“家”似乎还是属于卿大夫的，不可能是指他自己或是他的学生仲弓们的。
但有一个人说孔子说过他们是有“家”的，这个人就是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孔子曰：‘……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爱曰侵。’”韩非子被归为法家，但他曾受教于荀子，是荀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和孔子还是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
第二个要提到的是孟子。孟子所说的“家”，比孔子的要复杂一些，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家”和孔子的“家”所指完全一样。“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上）这是孟子引用《诗经·大雅·思齐》里的句子，所谓“寡妻”，就是寡德之妻，和寡人一样是谦称，这口气非同一般，说话的人是要给夫人和兄弟做榜样，带头治理好国与家。还有一处说“家”的话，也是出自《梁惠王上》，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在当代注释家的眼中，是公认的儒家理想的反映，甚至为无限拔高孟子的思想和形象提供了充分驰骋想象的空间。所以，必须要弄懂这段话的确切指向，否则真以为到了孟子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我想一个家”了。
首先需要搞懂的是孟子的理想。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可谓是孔子思想的最为坚定的继承者和执行者，是弘扬和发展孔子思想的最大贡献者，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因而被后世尊为“亚圣”，是儒门中唯一有资格与孔子并列的人物。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古圣先贤的礼制，孟子则到处推销他的“王道”，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井田制则是实现先王之道的关键手段之一。孟子曾劝说过滕文公在其地盘上推行井田制，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里的“八家皆私百亩”与前面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是一个东西，就是当代注释家所说的儒家理想：一夫一妇受宅五亩、田百亩。
井田制设立于殷周时期，其用意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很好的揭示。郭老说：“为什么要施行这样豆腐干式的井田呢？这显然是由于两层用意所设计出来的：一是作为榨取奴隶劳力的工作单位，另一是作为赏赐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古时候没有正确的时间和一定的考核标准，故尔划分出一定的地积来以便容易考查奴隶生产的勤惰。王制所谓‘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实际就是要榨取一人的劳力来供养五人至九人的食粮。在上者以这为标准课农夫的勤惰，也以这为标准而定其上下，加以赏罚。”这是典型的血汗劳动制度，孟子应该是知道这种制度的极不人道的，因而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对其加以改造，将其美化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八家乐”图：“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杨荣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揭露道：“孟子‘造说’这种公田制的用意是：一因国君所拥有的奴隶逃亡或被新兴势力剥夺而日渐减少，从而生产量也就减少。生产量既减少，种族政府因收入的短缺而无法维持，于是想以这‘同养公田’的方式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二因新兴的地主层的势力日趋膨胀，而号称‘国人’的自由民，许多也就从新兴地主势力的膨胀中而走向没落，或沦为佃民，或沦为隶民的都有。于是孟子认定应一方面铲除这新兴层的地主势力，另一方面则以所谓授田的方式把铲除地主层所获得的土田再分配给这些号称为‘国人’的自由民，借以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他们享有了这部分的土地，不论自己来耕种也好，或由所分得的甚或自己买来的奴隶们耕种也好，总要费点精力来为政府服役，帮忙政府耕种一小部分的土地。这个，就是他的所谓‘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一办法的实际内容，就在于能迅速的扭转这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颓势。”另外，杨荣国先生还对孟子笔下的“民”和“氓”的关系作了清楚的区分，指出孟子的“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民”，都是指自由民而言，与前代作为奴隶的“民”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氓”才是孟子时代的从事生产的奴隶。
由此可见，孟子在给梁惠王布道时所提到的“家”该是属于哪一类人的“家”了，他所描绘的那一套有“家”阶层才能享受到的生活、福利、教育待遇，对于广大的奴隶而言，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之光！孟子眼里的“家”较孔子时的范围有所扩充，已经扩展到自由民阶层，这个阶层的地位是低，低得甚至于需要自己亲身参加生产，但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相较，其最大的不同大约在于他们随时可以拥有获取、支配奴隶的特权。因此，我的意见，他们是一个可以不断产生“士”的社会阶层。
最后再来看看孔孟之外的人对“家”又是持何看法的。《易·师》：“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墨子·尚同下》：“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老子·修德》：“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左传·定公十三年》：“归我卫贡五百家。”《战国策·齐策》：“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荀子·议兵篇》：“秦人……功首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吕氏春秋·荡兵》：“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这些地方的“家”多半与“国”并举，显然说的是士大夫人家，只有《老子》、《左传》、《荀子》不是。然而老子那种无所事事地在家修身养性悟道，试问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有此闲情与经济实力？荀子所称的获取五名著甲敌人首级的便给以五家奴隶，这里的奴隶乍看是社会的最底层，其实这种“隶”仍然属于“人”的范畴，而非早期的“民”或后来的“氓”，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早就是有“家”的人。《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隶”虽然也是奴隶，因而可以用来赏赐立功人员，但他们同时又是更低层次的奴隶的管理者，是可以有家有室的，金文中即有许多赏赐“臣”的记载，多以“家”为单位。《左传》估计也是这种情况。这些情况说明“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仍然局限于整体社会地位地位较高的特定人群范围之内，看不出有多少庄园化或封建化的意味，奴隶制的残余力量还没有完整地将“家”的所有权和建设权拱手让给新兴的地主势力，并由他们惠及到全体人民手中。
“家”的出现是原始社会崩溃的必然结果，也是奴隶社会稳定统治秩序的时代要求，《礼记》所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事实，“家”的特征和功能也在那段著名的文字中体现了出来，即“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家”的出现是由于人的私心作祟，导致争执出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应时而起，设礼制乐，垂范而治天下。“家”的功能就是按照礼义的要求“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贤勇知”，为自己的小集团服务。“家”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要求贯彻执行礼义的最基层单位。自“国”以下都可以称“家”，表明“家”存在着层级上的不同、规模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恰恰是等级制度在其基层的必然反映。杨荣国先生把“家”看成是当时族有的奴隶制的单位之一，“家”也是最底下的一个奴隶单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单位，是产生各级奴隶主的土壤，当然“大人”们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