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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回忆当年 珍惜当下 ——高考四十周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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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5 09:3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潮涌龙眠:回忆当年 珍惜当下 ——高考四十周年的回忆

作者:汪辉林

此文刊登在安徽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刊物《江淮文史》2017年第5 期、《桐城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潮涌龙眠》。

个人简介
  我叫汪辉林,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专区桐城县大关区鲁谼人民公社鲁谼生产大队谷林生产队(现桐城市吕亭镇吕亭村谷林村民组),家庭成份是下中农。1978年农村经济还是集体经济,靠工分吃饭。家里年终结算都是欠钱户,靠一个本家叔祖年年拨款救急,才得以把粮食称回家。由于历史原因,祖母小脚不能下田下地在生产队做工。我虽年纪小,但8岁(1970年下半年,收割晚稻)起正式在生产队做工记工分,以补贴家里工分不足。1978年参加招生考试之后,就在生产队做工。成绩公布之后,还是别人到县城办事,看到县里张榜公布了达到预选线的考生名单,回家告诉我的。录取通知下来的那天,是学校打电话到公社,公社教育干事亲自到我家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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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经历
  我读书时小学升初中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要经过考试选拔(1973年1月)。那时候,每个区一所高中。1975年秋季也说高中要考试才能上,结果还是推荐的。推荐是不看成绩,一是看家庭成份,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和家里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子女是不能升高中的;二是同学之间互相投票。我于1976年2月起就读于桐城县大关高中(1978年高中毕业证书的学校印章:安徽省桐城县大关中学革命委员会)。1976 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上半年经历了四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7 月朱德总司令逝世,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记忆中是 1977年3月的一天,英语倪老师把我喊到他房间,指着一张《参考消息》说,“四人帮”粉碎了,邓副总理可能要出来工作,他出来工作,就肯定要恢复高考。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1977年暑假期间,正式通知取消读大学推荐,恢复高考制度。随着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们也由学工学农学军转到备战高考了。因为是第一次应届高考,所以学校特别重视,那时高中是分区分片招生,从生源上来说,没有太大差别。从1978年春开始,学校增加安排具有高考经验的陈希老师为备考辅导班主任,安排善于写作的杨善祥老师专门指导作文写作。由于当时电力不足,时常停电,学校为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台灯(煤油灯的一种,亮度高)。学校特许我们班晚自习到十一点,但还是有个别同学过零点而不睡。
  提起高考,不得不说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当年复习资料贫乏,抄书是必须的,我曾抄了多本与考试相关的书。当时,参加省数学竞赛的崔生根同学(崔生根同学还代表安徽省参加了全国数学竞赛)获奖奖品就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他敬佩。后来,托人走后门在新华书店购得一套,真是如获至宝。
  我认为,我就读大关高中时的师资力量是最好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像桐城中学、桐城师范以及县城其他学校老师都作为“臭老九” 分散到全县各个区各个公社。大关高中当时就有桐城中学下放的化学老师陈希,还有上海籍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王关余老师,还有被打成右派没有平反的临时工语文老师章来祜先生等等。当时,各高中是分区划片招生,师资是比较均衡的。因为1978年高考以后,我的化学老师陈希先生首先落实政策回到了桐城中学;再就是教物理的两个老师一个调到桐城中学,一个调到县城第二中学;语文刘老师调到桐城中学;英语倪老师调到县城新组建的三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调到另一所高中当校长;政治老师离开教师岗位到公社任职了。还有许多老师陆续离开了大关高中。

考试及录取
  1978年高考文科考政治(100分)、语文(100分)、数学(100 分)、历史(100分)、地理(100分)和英语(100分);理科考政治(100分)、语文(100分)、数学(100分)、物理(100分)、化学(100 分)和英语(100分)。其中,英语成绩文理科都不计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分数线是文科为300分、理科为320分,录取是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记得陈希老师在考前分析会上给我算了一笔帐:全省大学招生是多少(具体不记得了),桐城文化好,大约可以是10个考上1个,具体到我们班可以5个考一个。
  那时,高考指导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用知识为国家作贡献,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者到社办工厂去劳动。没有过多的考虑考上大学与考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家长送考一说的,一切统一由学校安排或是自己办理手续。我的高考场是在桐城中学百年银杏树边上的两层小楼一楼西边,现在楼房是受文物保护的,每每去桐城中学还要去看看。学校统一住宿在桐城中学大门前的文教局,我因为有一个熟人在水电局上班,所以就单独住在水电局,吃饭是在县政府食堂(即桐城文庙)。
  1978年高考时间7月20至22日,考的科目和顺序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共6科,英语选考不计入总分。正值高温时节,当年宾馆稀少,所以县委县革委会要求全县各机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开放所有食堂和公共场所,保证考生有饭吃有地方住,我们大关高中是住在文教局,早餐有油条,中午还有西瓜,考场前后还放置了大型冰块。1978年,全国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安徽省文科分数线是300分、理科是320 分,新生当年秋季入学。桐城县当年2000多人参加高考,其中应届只有 1000多人(79、80、81、82这四届基本上是应届,到1982年以后往届参考人数逐年增加,直至稳定在占参考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全县达线人数大约是350人,录取了近340人,其中本科274人。
  考试结果,大关高中的录取率为全县第一,其中崔生根同学化学满分,全校化学平均分80多分(具体不记得,陈老师90多岁也不记得这些了)。我们班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基本上是物理75分、化学90分以上,大多数同学的分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是:化学—物理—数学—政治 —语文。这时有人要问,为什么语文成绩最低呢?那时资料贫乏,信息来得慢。我们一直到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才知道要考语文知识。我和另一同学由于和数学老师有点小过节,所以后期数学复习没有抓紧,数学分数少得可怜。我们班80个同学,当年录取大专以上14人,高中中专2人。目前学术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徐南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化学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膜领域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863”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余其俊,当年高一年级参加考试,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导,校党委副书记,株江学者,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
  考试花絮:在考试前考前指导时,有老师说,只要每门课及格,肯定能上大学。所以每堂考试都要把分数算得准确才交卷。物理算了78 分,最后一题没有做了,结果只有76分,交卷前改错了一小题。化学比较准90分,数学一分不差42分,语文准确55分。
  1978年高考的语文题似乎和全世界人开了一个玩笑,1977年高考两个作文题选一,而1978年高考,只是缩写,许多当年语文老师参加考试也没有得高分。

大学经历
  因为当年三月才有一批学生入学,许多学校都面临师资和校舍不足的问题。所以,我接到皖西学院(当时叫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77 级是本科,78级以后是专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是国庆节之后,记忆中开学报到时间是10月23至24日,25日正式上课。所用的教材基本和77级本科的教材一致,许多课也都是和本科一起上的。
  第一个到我家报录取信息的是公社文教干事,那是学校打电话到公社的。文教干事到我家时,天色已晚,我正走在生产队收工的路上。当晚,我还是坚持值班到天亮。1978年大旱,到了8月份,晚稻秧栽下田后,沟塘小水库基本干涸。为了保收成,都在河里打井取水,经过多级水泵,把水送到较高的田里。像我这样的小不点,就是看抽水机,抽水机是柴油机带动的,所以要经常加油加水。公社离我家大约有5里路,公社文教干事一路走一路宣传,不几天全公社都知道了我被录取,虽然只是专科,但也是全公社当年惟一考上大学的。为了上学,还特地挑 100斤稻去粮站换了全省粮票和油票。收到录取通知书,全家高兴劲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为了不惊动别人,一直没有透露上学的日期,还有意提前了一天。上学那天,因为要带被子和衣服,一个人没有出过远门,所以老爸送我。这时,生产队的人才知道我去上学。当时,我们班上是42个人,人员分布大约是老三届(66、67、68 届高中毕业学生的简称)占三分之一;上山下乡(回乡知青)占三分之一;应届毕业生占三分之一。特别的是,我们班上还有两个同学是高一年级参加高考的。年龄最大的已是35周岁,我是班上三个年龄最小之一(15岁),相差20多岁。所以,年长的基本上是带着我们年少的做事,处处关心时时照顾着我们。像实习照像,一人可以用四张底片,我的老乡就让我把他的也用了,多练手呀。女生很少,我们物理班只有两个女同学。
  由于文革十年,我们78届基本上1968年秋入学,十年真的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自主学习能力也比不上那些经过风雨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过,有他们做榜样,我们这些小不点,惟有努力学习。我们班上还有师生关系的,老师是民师,一同考上大学,并且是同一班。陈世美也是那时特定的一个词。我们班没有,但其他班有这样的人。主要是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或者才订婚没有结婚,男方考上大学了,然后要求离婚或是解除婚约。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也就是几个人。老少同学不同点多着呢:学习方式的不同——老大哥们理解能力强,善于自学;动手能力强,实验数据准确;做事有主动性和预见性。少年同学——听话,主动性差得多。
  除了当年留校的几个同学外,绝大数是在学校工作,少数后来从政。我认为比较出色的有:桐城市原政协主席宋传明;安徽职业教育战线名人贾本昌《献身职教育花红——记霍邱县陈埠职高校长贾本昌》(《安徽教育》1991年第1期);日本新华侨——日本徽商协会会长、黄山美术社社长陈建中。担任过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和陈建中谈话时说,建中啊,你是个“文化变压器”。中国和日本的电压是不通的,一个220伏,一个110伏。文化上也是这样,有很多差异,将通过你们来把它变得顺畅。文化交流需要这样的“变压器”。三个同龄小不点,有两个也担任过校长,只有我一直在学校,2001年来到教研室当教研员。

成长反思
  本人从1980年7月毕业以来,虽然也曾在《物理教师》《实验教学与仪器》《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等多家杂志发表过20多篇论文,也主持过三个省级教育科研课题,但反思40年来教育和高考,“知识改变命运”是永恒的。40年前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普通人的人生。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恢复高考制度,有这相同感受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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